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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

地方保护主义下的新闻宣传探微

近20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经济领域和司法领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这一怪胎也在膨胀。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与经济及司法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异曲同工的另一现象———新闻领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目前却是为大家所忽视,或者为某些层面的人们所不愿意直面接受的事实。

两个案例

为着剖析新闻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先举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的一老一新案例。

案例一:青年作家余杰在去年8月号《作家》杂志上讲述他家乡———四川省某城市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

近年来这个城市的井盐业不景气,下岗职工不断增加。有一工人家庭,夫妇均下岗,两人月收入总共三百余元。为了供养6岁的儿子上学,他们先后尝试过:蹬三轮车、摆地摊、擦皮鞋……家中仍入不敷出。孩子有点懂事,想帮助父母减轻负担,便去商店偷面包和饼干,被店主抓住揍了一顿。父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头痛哭。到了周末,父母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夫妻俩回家留下遗书后双双上吊自尽。恰巧成都市一女记者在该市采访中听说这一情况。该市领导很紧张,怕她报道,就在宾馆设宴款待她。女记者看着丰盛的宴席,不禁失声痛哭,立即挥泪告辞。当然,事后也不能报道这一悲剧事件。

案例二:今年2月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以两个整版篇幅,推出了《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的报道,集中揭露了兰州证券黑市诈骗股民的种种内幕。翌日,兰州市的报纸纷纷全文转载。其实,在此之前,证券黑市不少受害者已向兰州媒体举报数家证券公司的不法行径。因为“上面有说法”,当地媒体不会也不敢擅作报道。直到这次《时报》报道后才予以转载。一个受害股民捧着报纸高兴地说:“总算有《中国经济时报》为咱们兰州老百姓说话了。”

第一个案例中,下岗工人家庭出现了悲剧,新闻职业的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不宜公开报道的事件(至多只能发“内参”)。但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官员为了阻止女记者进行报道而敬之盛宴招待以堵住她的嘴巴。

结果悲剧事件没有见诸报章,却由作家在文学刊物上披露出来,其传播范围也就相当有限。

第二案例中,地方证券黑市内幕被曝光了,但却不是地方媒体而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主办的媒体完成这项舆论监督的任务。兰州群众赞叹《中国经济时报》为兰州老百姓说话,无疑也是对不敢有所作为的兰州地方媒体抽了一记鞭子。

透过上述两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在地方保护主义或明或暗的支配下,地方新闻媒体就会陷入一种尴尬与难有作为的境地。

观念的误区与悖论

地方保护主义几乎无处不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闻媒体,特别是地方新闻媒体很难避免不受到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干扰乃至控制。两者矛盾的焦点集中体现在舆论监督这一新闻工作的层面上。一些地方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围绕舆论监督出现了诸多观念误区与悖论。

一是曲解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每当媒体针对本地区所存在的问题开展舆论监督、发表批评报道时,就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反复提醒和强调媒体应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关于正面宣传为主的问题,二十年前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过一个比例,即报纸上的批评报道不要超过百分之二十,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人修改为“占百分之十”。应该说,媒体上的正面宣传量很难机械地规定一个比例。笔者曾对新民晚报新闻版的揭露和批评报道数量作过一次月度小统计,其篇数占当月新闻报道篇数总量近百分之六。一般来说,有些地方的党政及经济等部门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为遁词,以图抵制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既是一种曲解,又缺乏事实依据,是很难站住脚的。因为负面报道从来就是很小的比重。

二是歪曲“维护稳定”的方针。如前面引述的两个案例,对下岗职工的疾苦不闻不问不给予应有的关怀,以至酿成悲剧;任凭证券黑市去诈骗兰州老百姓,这些都是明显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照理,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应该支持媒体将问题与矛盾揭露出来,从而促进真正的社会稳定。但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作怪,这些问题与矛盾却反而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绝不允许地方媒体进行正面的报道。谁报道了,则要承担“影响社会稳定”的责任。毋庸讳言,舆论监督是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媒体对此必须持慎之又慎的态度。但是一些部门和官员站在地方保护主义立场上,往往不恰当地强调和过分渲染舆论监督的负面效应,不利于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媒体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澄清。

三是夸大舆论宣传对投资环境的影响与作用。在改革开放不断扩大深入的今天,“投资环境”的重要意义在各个地方被提升到与生存空间相等同的高度,有的地方则以“舆论宣传要为营造投资环境保驾护航”为名施以压力。一方面把“投资环境”简单化庸俗化,似乎媒体多一些肤浅的“鸟语花香”、“莺歌燕舞”的报道,多一些狭隘的“政府优惠”的报道,就是有利于投资环境,如果传媒一些负面报道,就会败坏地方形象、影响投资环境。到底是某些行政机关的“衙门”作风、效率低下、徇私舞弊在损害投资环境,还是曝光消极面阴暗面的“负面报道”在败坏地方声誉、损害投资环境?立足点不同,结论也就不同。

透视这些观念上的误区与悖论,我们大体可以为地方保护主义孵化下的新闻宣传造像,就是:护短、遮丑、保黑。而这种护短、遮丑、保黑通常以“服从大局、维护稳定”等名义出现,使得媒体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原因与后果

随着利益多元化格局的逐步形成与发展,新闻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呈日益滋长的趋势。究其原因,这里试作几点简析。

其一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诸侯政治诸侯经济的历史的影响,加上中国文化有“父母官”的概念,什么事情都希望官府来做。到了当代,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权力大幅度增加,为官一方管得太多,连媒体的具体运作样样都要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

其二是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压力,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急功近利,既不遵循经济规律,也不重视新闻规律,企图以地方保护主义的路径来求得本地区的快速发展,以构筑“土围子”的手段来庇护本地区的眼前利益。

其三是腐败蔓延的趋势,加剧了新闻宣传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一些手握权柄的不法分子,竭力利用媒体、拉拢媒体乃至暗中操纵媒体来保护自身不应得到的利益。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就是地方官僚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不可能给地方带来真正的社会利益、经济利益。地方保护主义给新闻宣传也只会造成恶劣的后果。

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和侵蚀,极大地损害新闻舆论的公信力与声誉,最终也就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试想,对本地区有利的事就报道,不利的则不予报道,新闻媒体当然就要失信于民,舆论监督就会变成“镜花水月”。事实证明,舆论监督的一大难点在于地方保护主义,舆论监督的主要障碍在地方而不是中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开展舆论批评监督的历程中阻力重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还有新闻圈内人所皆知的一件奇事:南方一家向来以舆论监督有胆有识、针砭时弊入骨三分著称的周末报,每一期发表的那些令人读后要拍案而起的大块文章,那些很会催人泪下的新闻摄影,其锋芒所指,几乎全是对准外省市的人事物,极少有涉猎本省本地区的题材。这种微妙现象说明了什么?恐怕不言而喻。

地方保护主义对新闻宣传的干预的权力正日益泛化,导致地方媒体的职业权力不断弱化。现在除党政领导机关外,工农商科教卫等等各种行业也都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宣传主管部门)来干预甚至指挥媒体的运作,或指令进行某方面宣传,或封杀某方面报道。这种无程序的介入和干预,使媒体的被动状态日益严重。媒体每天被一份份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宣传口径”吓退了,变成谨小慎微的文字工匠。面对自己签发的一份份说“不”的宣传通知,连宣传部门的人士也无奈地自嘲“宣传部变成‘不宣传部’了”。

地方保护主义对新闻宣传的干预,还有一个不良后果就是削弱了地方媒体参与新闻竞争的能力。有一个例子多少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轿车市场一直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这是国产轿车滞销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年来上海与武汉打“汽车保护大战”,在经济界和新闻界是无人不知的事,而两地媒体都保持沉默,不作任何公开报道。直至1999年底《人民日报·华东新闻》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长篇报道《富康桑塔纳不吵行不行》,才将武汉和上海两地互筑汽车壁垒,抵制对方产品的矛盾公之于世。据透露,此文见报后,上海市有关部门的人士曾想责问人民日报华东版为何让上海难堪。中央媒体凭借特有的权威,就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发表报道,尚且会受到指摘,在地方保护主义阴影下小心翼翼运作的地方媒体,恐怕很难有足够的胆略去应对全局性的新闻竞争。

挑战与改革

去年,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詹姆斯·金奇在谈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没有好处;行政方面的规定在中国很多,我想WTO对这些并没有规定。”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入世后,WTO对中国很多的行政方面的规定是不会简单承认的。不久前关于移动电话收费问题曾有过一次风波,国家信息产业部官员按惯例以部办公厅名义发文通知各地收回成命并处理好这个涉及国际电信界的问题。朱镕基总理当场告诫信息产业部负责人:“你的办公厅这个大红印章在国内有用,在国外就没有用。”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要主动拆除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土围子”。新闻领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当然也属于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孙旭培今年一月在香港出席“中国传播与传播法研讨会”的发言中表示,中国新闻业虽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暂且不会开放,受入世直接影响不会很大,但间接影响还是存在的,而且是不小的。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暂时不会开放新闻业。但是,关乎2005年以后,新闻业开放的承诺表,终归要制定出来。面对未来的形势,中国新闻改革要加快进行,向深层领域进行,以应付新的挑战。

铲除我们自己辛苦修筑的新闻领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壁垒,无疑是应对新挑战的一项举措。

改进和改革新闻管理体制,减少行政权力对新闻媒体的随意性干预与干扰,是克服和抵制新闻领域中地方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也是关键之所在。毫无疑问,我国的新闻媒体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媒体必须接受与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指挥及管理。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问题。然而在现有的新闻管理体制下,地方的权力要求及经济利益与法制建设不完善的矛盾,客观上给了地方保护主义可乘之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都拥有一定的制约新闻媒体的职权,他们对新闻媒体的干预、影响往往都能产生作用,从而使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力受到不应有的削弱,使媒体正常的新闻活动受到抵制。地方保护主义支配下的新闻宣传的口头禅是:“有关领导不同意发”。各行各业的领导都来指挥媒体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势力。因此,改革新闻管理体制,首先是地方党政领导要转变思想,必须转变传统的观念,采用开放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新闻媒体,行政部门对新闻宣传不要越俎代庖。新闻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转轨的问题。这种转轨是为了让新闻媒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能真正发挥自主的作用,能够正常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责,能够增强创新能力,特别是参与国际传媒竞争的能力。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改革新闻管理体制、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对新闻宣传的不恰当干预和影响,将毫不意味着新闻媒体可以摆脱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并不是要媒体拒绝政治权力因素的介入,而是要求地方党政领导部门对新闻宣传的管理和指挥,要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改变目前这种靠“一个电话、一页通知”的管理和指挥模式。

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仅靠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并不足以解决问题。新闻领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复杂性,亦非一篇简单的文章能够道得明白的,它有着直接对应的时代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压力,我们太需要改革面临着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我们又太需要稳定。所以,克服新闻宣传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只能走循序渐进的路径,不能幻想地方保护主义的精神气候会在短时期内云消雾散。新闻管理体制的改革,任重道远。


(森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