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闻记者回顾


专题:编辑部的故事

时差、节奏与驻华外国记者的新闻生产常规


■钱 进

  【本文提要】本文将以驻华外国记者为例,通过考察构成他们新闻生产常规的两个重要因素时间与节奏,来分析他们在脱离习惯的情境后如何在他地重构常规。本文发现,跨越时区进行新闻采集的外国记者不得不将中国和总部两种工作节奏进行叠加,形成一种新的节奏。在其中,时间之于他们来说已仅非传统的量化概念的时间,而是由日常实践中一个个关键的节点所构成的质化概念的时间。

  【关键词】 驻华外国记者  时差  节奏  新闻生产

  

  传统关于新闻常规的研究都共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常规是在一个单向度时间范畴上所形成的一种工作节奏。因此,作为一种具体的协调时间和节奏的产物——新闻常规,像其概念本身所表述的那样,亦是具有了一种天然且看似难以抗拒的稳定性。然而正如Bucher在对医学院社会化过程和权利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常规实际上是一个协商过程,具体的情境决定着何种常规得以形成。①这也意味着当记者被抽离出其熟悉的环境后,其新闻实践的常规可能需被重估。从事跨国新闻采集的驻外记者群体恰好提供了一个考察这一过程的机会。

  与在国内进行新闻采集的记者不同,驻外记者不仅需在一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新闻实践,同时还需与位于国内的总部保持沟通与协作。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客观实在,由于空间位置移动造成的时区差异将渗透至身处其中驻外记者的日常实践之中。驻外记者在新的工作场景中将如何重建自己的新闻常规从而来协调其工作节奏?之前在国内形成的常规在新的情境中将被如何在地化(localized)?为应对时差,驻外记者又将在日常新闻采取何种策略来处理由此产生的新的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记者先前在国内进行新闻生产所依赖的单向度的时间观念将发生何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将如何与常规协商过程勾连?本文将以驻华外国记者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他们在中国的日常新闻实践来试图探讨如上问题。②

  

  日常的新闻生产与灵活的时间表

  

  BBC上海分社的墙上挂着两块时钟,一块显示伦敦总部的时间,另外一块显示的则是北京时间。这两块钟时刻提醒着办公室里的记者,他事实上身处于两个时区和两种时间当中。Schlesinger在对新闻从业者中存在的一种读秒文化的讨论开篇写下这段比喻:“在新闻人的职业神话中,时间如野兽一般,需要在每天类似战斗的新闻生产中被击败。”③在这里,时间不仅仅是一种量化的计时工具存在,它也决定着新闻生产的节奏④。具体来说,它决定着新闻人如何安排一天的工作以及如何分配为完成各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故而,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外国记者的每日日程安排。

  

Louisa Lim(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上海记者)  

北京时间

华盛顿时间

 

09:30

20:30

到达办公室

10:00

21:00

与新闻助理的晨会

10:30

21:30

浏览其它媒体的报道或撰写新闻报道

12:30

23:30

午餐

13:00

00:00

继续撰写报道或是外出采访

16:30

3:30

与总部编辑沟通并一同编辑

新闻脚本

17:00

4:00

撰写、录制每天中国股市动态

18:00

5:00

离开办公室

23:00

10:00

与总部编辑沟通并录制、回传报道

  

John Bailey(南非ETV电视台驻北京分社记者)

北京时间

约翰内斯堡时间

 

06:30

0:30

起床并浏览当日新闻

09:00

3:00

到达办公室

09:30

3:30

与新闻助理开会讨论

工作安排

10:00

4:00

外出采访或是编辑新闻

15:00

9:00

完成当日新闻并传回国内

23:00

17:00

遇重大突发事件时离开办公室的时间

  

John Garnaut(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报晨报》和《世纪报》驻北京分社记者)

北京时间

悉尼时间

 

04:00

700

起床、浏览当日新闻并回复

电子邮件

06:30-8:30

930-1130

私人事务

09:00

1200

新闻助理到达办公室并与其讨论今天的工作安排

09:30

1230

采访或是撰新闻

16:00

1900

将完成的稿件发回总部

22:00

100

完成一天的工作

  

  让在华外国记者描述一天具体的日程安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Louisa Lim更是直接表示,给出一个严格而稳定的时间表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在任意时刻既定计划都可能被调整。⑧它可能是受访者临时取消采访安排,也可能是突发事件致使原定采访取消,更可能是总部临时决定将记者派往某地进行采访。因此,除了能给出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外,大部分时间里的工作安排是“极其随机的”。⑨John Bailey在谈到每天的日程安排时也指出,相比于在国内时的工作,他在中国的任务安排和时间分配方面具有更大自主度,而这直接表现为没有编辑部里的那群编辑“盯着你并时不时地分配任务”。⑩这种自由度恰恰也是驱使许多记者选择驻外的重要因素。尽管外国记者们因在一天中的时间安排可能迥然不同,但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晨会便是其中一种。

  

  作为一种仪式的晨会

  

  与编辑部或是新闻室的编前会上有众多参与者的情况不同,,外国记者在分社里的晨会参加人数极为有限,通常只有记者本人和他们的助理。晨会一般并不是在记者一早到达办公室即召开,而是等上半个到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新闻助理们便准备着每天的新闻简报,即摘录和翻译中文媒体中的重要新闻。因为记者以及新闻助理各自的兴趣不同,这些新闻简报从内容到形式也各异。从形式上看,它们可能是对新闻做导语式的、一句话概括;也可能是一段式的、对新闻的复述。从内容上来说,有的记者要求简报侧重于其他英文媒体所没有关注的中国新闻;有的要求简报侧重本地新闻;有的则根据其报道条线需要,对某一类话题的新闻做特别关注。对外国记者们来说,这些新闻简报可以充实其常规的新闻来源。因为这些新闻多来自中国媒体,而大部分外国记者并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阅读中文媒体的新闻,新闻简报便成为他们把握中国媒体中热点事件以及舆论情况的重要参考。同时,他们也会从这些简报中直接寻找新闻线索。

  当新闻助理完成当天的新闻简报后,记者便开始每天的晨会。第一项内容多为对新闻简报的讨论。而新闻简报的另外一项作用也在讨论之中发生,即对新闻助理的新闻价值观念的规训。事实上,新闻助理在进入外国媒体之前多未受过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训练,新闻简报的制作及随后对其的讨论则提供了对其进行培训的实践场所。Louisa Lim这样评价新闻助理所做制作的新闻简报: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点儿经验都没有。在他们寻找值得放入到简报中的新闻时,会将那些党报上的、宣传性的新闻放进来,比如,某某领导人去哪国出访、某某领导人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等等。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我都会和他们说,这是宣传,不是新闻。对他们(新闻助理)进行这样的训练,进而告知他们西方新闻的标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你是将一种不同的思路传授给他们。

  对于《纽约时报》这样拥有不止一名新闻助理的分社,外国记者更是利用这样的话语机会来完成对其新闻助理在新闻价值观上的统一和协调。《纽约时报》前上海分社社长Howard W.French有三位新闻助理和一位实习生,他们被安排每天轮流准备新闻简讯,并在晨会中逐条念出。French会在每条新闻结束后询问诸如:为什么要将这条新闻放入到简报中、此条新闻的新闻点在哪里等问题。根据他们的陈述,他做出相应的回应,或是指出此条新闻本身在报道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好的切入点,或是对于其感兴趣的新闻向陈述者询问更多的背景并与助理们讨论其成为选题的可能性及可操作性。无论是Louisa Lim还是Howard W.French,他们都没有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给出何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具体定义或是衡量“好新闻”的标准,他们多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新闻报道来作为例证,进而帮助这些新闻助理完成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一位曾经在《纽约时报》上海分社工作两个月的实习生,这样描述她的经历:

  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适应这里的环境,觉得他们所要关注的新闻与我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和我日常所读到的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他们更侧重于负面的新闻。开始对于要做这些揭露中国阴暗面的新闻感觉不大舒服。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毕竟,这是工作。.

  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助理们也逐渐接触、理解和掌握了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颇为陌生且未被明晰化的西方新闻价值观和新闻专业性,并将其内化为为完成工作所需具备的“规范和价值”。/

  在完成新闻简报讨论后,记者和助理则会进行较为随意的交谈,内容也多与最近发生的新闻有关。与前面新闻简报中侧重时效性较强的新闻不同,此时较多涉及的是调查性新闻,或者说是“趋势性新闻”。这类信息的来源一方面来自其他媒体的报道,而另外一方面则来自记者和助理自身的体验和经历。Louisa Lim经常会以这样的方式将某话题引入到讨论中,如“瞧,昨晚聚会上遇到一个人,他告诉了我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应该讨论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做这个报道”。同时,新闻助理也会分享其周围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这对外国记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他们所不曾触及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世界”。0信息和观点相互交换和碰撞的过程往往也是新闻选题渐渐明晰的过程。

  晨会的最后一个事项是具体的工作安排和任务分配。这一般分为硬性和弹性两种安排。硬性安排是指在一段时间内或是一定的时间节点之前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般都与记者的截稿日期有关。它具体包括诸如对稿件中所涉及的事实进行核实、背景资料的补充以及确定采访时间等这些必须完成的任务。另外一种弹性安排则大多不涉及具体的时限,而是涉及一些预期性、计划性的任务。如为选题寻找可能的采访对象便是其中一种。由于在中国寻找采访对象是一件较为复杂和困难的事,通常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有时则可能因为无法寻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对象而要调整整个选题安排甚至是取消整个计划。对于弹性任务来说,记者们对其可能达到的结果并没有明确的预期。Angel Villarino在做这些安排时经常会说,“让我们试试运气吧,看看我们能走多远”,1而原因也在于“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在中国联系采访实在不易”。2

  因此,通过晨会,记者与助理可以完成信息的交换、汇总以及工作安排等事务。同时,新闻助理也可以通过这一过程完成新闻观念的社会化过程。更重要的一点,晨会作为一天工作开始的标志,为外国记者原本流动性较强的日程安排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点。

  

  时差、双重时间与截稿时间

  

  “每个记者都会被截稿时间这种事情困扰着”,3外国记者也不例外。由于驻华外国记者与所在媒体的总部所在的时区不同,截稿时间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无论是工作还是在中国的生活,时差都带来诸多不便甚至是困难。作为墨西哥《改革报》驻北京的记者,Angel Villarino需要协调与中国有13个小时时差的总部的关系:

  这(时差)是我整个在中国工作中最糟糕的部分。我需要很早起床,因为墨西哥的编辑希望在那个时间点与我沟通。但结束后也不能继续睡觉,因为我大部分活动都在上午。同时,北京时间的晚间我也需要工作到很晚来准备选题等,有时我需要工作到凌晨四点。这样的时间表太疯狂了,我完全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4

  当然,由于记者各自所属媒体的时区不同,受到的影响程度也各异。如来自与中国仅有三四个小时时差的澳大利亚媒体的记者较之前面的墨西哥记者,所受到的影响就小得多。

  此外,记者们所属媒体介质的差异也使其在受时差影响程度上存在着差别。对美联社、路透社这样的通讯社以及CNN、BBC和半岛电视台这样的24小时全球电视媒体来说,在它们的日常新闻采集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截稿时间概念,而是多采用轮班制以期保证“任何重要新闻都不会被漏掉”。5这些平台中的新闻多采用滚动方式播出,总部的编辑“亦是24小时轮班”,6所以从实践角度来说,它们的“新闻采集是永不停歇的”。7故而,时差带来的影响只是在于新闻采集节奏的变化,即“白天新闻多时节奏较快,而在没有多少新闻的晚间则较慢”。8

  对于那些非全球性媒体,时差问题对截稿时间的影响则变得更加复杂。以加拿大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Anthony Germain为例。因为他需要为早晚两档节目提供报道,分别是加拿大当地早晨7点和晚间6点。对于前者,在规定时间完成报道并不困难。障碍出现在晚间6点(即北京时间早晨6点或7点)的截稿时间。如是较为重要的新闻,渥太华的编辑希望他可以从当地时间下午3点(北京时间凌晨3点或4点)工作到节目播出前,从而可以保证实时更新正在发展中的新闻。此外,由于大部分新闻发生在中国的白天,而此时总部的编辑并没有在办公桌前,所以来自中国的新闻需要过上一段时间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新闻的时效性势必也会受到影响。

  相比于播出时段较为灵活的电子媒体,有固定截稿时间的报纸受到时差的影响更大。以同在北美的报纸为例,作为几乎都在早间出版的报纸,他们的截稿时间一般在晚间11点左右,所以刊登出的新闻距其在中国发生已过去甚至36小时。为报纸撰写新闻的记者本已采取一系列策略来应对其在时效性方面的缺陷,如标题中对现在时态的运用。9然而面对如此长的时间滞后,记者们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来消除其对时效性造成的影响。例如,对新闻具体事实和细节做模糊化处理,而这在重大突发新闻报道时尤为明显。Anthony Germain回忆在汶川地震报道的初期:

  死亡人数一直是在波动之中。开始看起来大约是5000人左右,但到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中午时,数字已经变成了1.3万~1.5万人。在那一天,记者们都清楚情况很糟。但很多报纸的驻华记者在细节上非常模糊,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即当他们写下死亡人数的具体数字并在第二天见报时,数字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故对正在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突发新闻事件,为报纸服务的外国记者尽量模糊化一些处于变化中的细节。与电视和广播不同,他们无法持续修改报道并在下一个整点新闻中播出。尽管报纸的网络版可以弥补时差对截稿时间带来的影响,但报纸还是“非常看重其纸质版以及其时效性问题”。;

  事实上,也正因为此,陷入在时区转换中的驻华外国记者在组织一天的新闻采集工作和生活时依据着两个时间:一个为本国的时间,一个为中国时间。中国时间是指在中国进行新闻采集的时间,依据的是中国正常的作息时间。记者们所参照的双重时间被用来协调着由于时差造成的诸多不便,而这其中就包括临时的采访安排。《法兰克福汇报》记者Christian Geinitz就抱怨法兰克福总部经常会在北京时间晚间9、10点左右要求其就某个话题采访中国相关人员,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中国很多机构在下午5点后办公室就空了”。<因此,记者们会尽量在中国的工作时间内完成中国方面的采访。通过这样的安排,即便是在截稿时间临近时新闻稿件有大幅度改动,也不会因无法完成采访而影响到整篇报道。=

  此外,为抵消时差给截稿时间带来的影响,驻华记者们会通过电话、Skype或是电子邮件与编辑做简短的沟通,内容是向后者介绍正在准备中的选题,听取其意见后再决定是否成为当日进行采集的新闻。然后,在截稿时间到来之前将报道发回总部。事实上,在与总部编辑沟通之前,记者已经做过背景资料的准备以及先期采访,因为在与编辑的沟通中需要向其说明做此条报道的原因和意义所在。

  当双重时间嵌入到记者的日常新闻生产后,先前被认为会给截稿时间带来障碍的时差恰恰可能成为外国记者们的一种资源。当被问及时差是否会导致他们无法在截稿时间前完成任务时,外国记者们的回答多为否定的,并认为时差尽管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不便,但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充裕的截稿时间,因此“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和撰写稿件”。>但从另外一角度看,双重时间将中国时间和本国时间在外国记者身上进行叠加,而这必然导致工作时间的拉长。当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结束一天的采访工作后,身处美洲总部的编辑可能刚开始编前会议。从和编辑决定今日需要的中国新闻到最终完成报道并结束一天的工作,往往已是北京时间的凌晨。而对于那些来自欧洲的记者,由于6~8小时的时差,“十七八个小时的工作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时间的重叠与节奏的重置

  

  索罗金和默顿将时间体系归结为“提供手段来使群体各组成要素的活动和习惯达到同步和协调”。@对于身处两个时区中的驻华记者来说,他们需要协调由两套地方性时间所决定的不同的节奏,即中国和本国。他既需要在中国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完成基本的采访和信息收集工作,同时还需顾及身处在另外一个时区的编辑的作息时间。这两种地方性时间叠加后,必然导致前文所述工作时间的拉长,而工作与非工作时间的界限也因此变得模糊。这带来的便是工作和生活难以避免地相互嵌入到对方之中,而记者们需要在超长的工作时间中平衡着公私事务的时间分配。常常他们会将两者穿插进行。John Garnaut会在清晨4点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在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诸如浏览新闻和回复邮件等事务。而在6点到9点之间,他则因照顾孩子而暂停工作。从9点至下午4点是工作的时间,但这期间他有时也会在采访和写作的间隙处理私人事务。当将完成的稿件传回总部后,他会和孩子们在一起直至他们睡觉。这之后,他会继续工作直至休息。因此,传统的工作与休闲明晰划分已经很难适用于外国记者在中国的生活状态。先前在本国情境中所形成的时间观念及由此协调下的工作节奏在新的环境中需要被重估。正如Anthony Germain所说的那样,“在这里(中国),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显得没有在国内那么规律”。A工作节奏作为一种协调各部分活动的参考工具,在双重时间叠加的新情境中也发生着变化。尽管作为一种连续的、可以被精密计时器来度量的时间。内化于记者的工作之中,如将采访约定在北京时间下午3点、截稿日期为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点等,但对于这些需要持续在两种时间之间进行转换的群体来说,一种周期性的,由开端、中间和结尾的事件时间,B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更重要的参考。这种时间与前一种之间的区别在于“不是依据在某一时刻序列中的位置,而是其内容”,C前文所述的晨会和截稿时间便是这种时间中的重要内容和参照点。

  被抽离出习惯的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外国记者,在新的情境下需重构一种协调两种地方性时间及其各自所决定的、相异的节奏的新的节奏。对于这些在两种时区内转换且工作计划安排本身具有很强流动性的群体来说,熟悉的计时器时间已无法提供有效的参考,他们需要依靠另外一些要素来结构化日常新闻采集工作。当然在这种新的时间观念以及其所决定的节奏中,计量的时间(chromos)仍然在其计划安排中作为一种标记性工具存在,但他们的具体实践却是围绕着由事件和内容充满的质性时间(kairos)展开。D■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新闻学院教师。本文是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驻华外国记者的职业意识及影响因素研究”,〈项目批准号:09CXM015〉系列成果;本文亦得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大陆青年新闻传媒学者访问项目”资助)

  

  注释:

  ①Bucher,R.(1970),“SocialProcessesandPowerinaMedicalSchool,inPowerinOrganizations”,M.N.Zald,Editors.Nashville:VanderbiltUniversityPress.

  ②根据外交部新闻司的统计数据,目前在华常驻的外国记者大约在700人左右,且多分布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因此,研究也就集中在这两个地点展开。在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考察了位于北京和上海两地几家驻华新闻机构的日常新闻采集流程。此外,深度访谈的方法也被用来帮助进一步理解驻华记者们的新闻实践。

  ③Schlesinger,P.(1987),“PuttingRealityTogether:BBCNews”,London:Methuen,p83.

  ④Tuchman,G.(1973),“MakingNewsbyDoingWork:RoutinizingtheUnexpected”,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ume79,pp110~131.

  ⑤⑩此表根据2008年3月~2009年7月间在美国全国广播电台上海分社工作期间观察制成。

  '根据2011年6月16日与JohnBailey的访谈归纳制作,访谈地点在在北京PaninoTeca三里屯店

  根据2011年5月31日与JohnGarnaut的访谈归纳制作,访谈地点在北京Moss咖啡店

  ⑧2011年6月17日与LouisaLim的访谈,访谈地点在北京建国门外交公寓NPR办公室

  Clayman,S.E.&Reisner,A.(1998).,“GatekeepinginAction:EditorialConferencesandAssessmentsofNewsworthines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ume63,Issue2,pp178-199.

  访谈完成于2010年10月11日,访谈地点在上海,访谈对象要求匿名

  Breed,W.(1955),“SocialControlintheNewsroom:aFunctionalAnalysis”,Socialforces,Volume33,Issue4,p328.

  02467:AD2011年5月26日与西班牙Antenna3驻北京记者VirginiaMariaCasado的访谈,访谈地点在北京建国门外交公寓内

  2011年5月19日与墨西哥《改革报》驻北京记者AngelVillarino的访谈,访谈地点在PaninoTeca三里屯店

  2011年6月1日与CNN北京分社社长JamieFlorCruz的访谈,访谈地点在北京建国门外交公寓

  2011年5月26日与加拿大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AnthonyGermain的访谈,访谈地点在北京建国门外交公寓

  Schudson,M.(1978),“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NewYork:BasicBooks,p89.

  2011年6月9日与《华盛顿邮报》驻上海记者KeithRichburg的访谈,访谈地点在北京日坛路Starbucks。

  2011年6月1日与《法兰克福汇报》驻北京记者ChristianGeinitz的访谈,访谈地点在北京京润水上花园别墅

  2011年6月14日与巴西《圣保罗页报》驻北京记者FabianoMaisonnave访谈,访谈地点在北京书虫书店

  enKimRathcke访谈,访谈地点在北京Nola咖啡店

  Sorokin,P.A.&Merton,R.K.(1937),“SocialTime:aMethodologicalandFunctionalAnalysi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ume42,Issue5,pp615-629.

  Jaques,E.(1982).TheFormofTtime.,NewYork:Crane,Russak.

  Marsh,J.(1952).TheFullnessofTime,NewYork:Harper,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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