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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记者节专辑怀念范长江和上海
《解放日报》初创的日子 ■丁 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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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6日，是范长江同志一百岁诞辰。长江是上海《解放日报》创办人之一、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60年前，我和长江朝夕相处一百多天，往事思念无尽。
青年时代，我就是范长江的追慕者。1935年到1938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不断为抗日救亡呐喊，他孤身深入苦难深重的中国西北角，一篇连一篇地写出许多新闻通讯，视角新颖，文笔生动，爱憎分明，议论激昂，激起我们那一代“抗日救亡”青年向往延安、追慕中国工农红军的澎湃热情。他写的《塞上行》《中国的西北角》《陕北之行》，在上海学生、店职员的读书会中广为传诵，连同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不走正路的安德仑》等等，同为最热门的“畅销读物”。所以，范长江的名字，早早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中，也可以说，长江是我参加革命、终身热爱新闻工作的启蒙者。
1938年10月，范长江脱离《大公报》；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8月进入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那年无缘，我们擦肩而过。我正从苏中被派遣到浙东，随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等开辟四明山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随新四军浙东纵队抢渡杭州湾北撤山东，我已是野战军中一名新闻战士了。从解放区报刊和新华社电讯中，零零星星知道范长江在华中以至陕北的讯息，他依然是我向往的新闻战士的前辈。
解放战争中，我在华东野战军叶飞司令麾下第一纵队主持《前锋报》和新华支社工作，转战苏皖鲁豫；1948年10月，我军攻克济南，我病得吐血，转地方休养。那时叶司令正在济南治病，我经过济南碰巧见到了新四军皖南军教导队时的老师夏征农（刚调任济南市委宣传部长），他说大城市刚解放，缺人，就把我“扣下”，送给恽逸群（时任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社长兼总编辑）。恽老可是位忠厚长者，就说，报社在原国民党中央银行大厦办公，阳光充足，对养病有利，你就边工作、边休养吧。就此，我变成了地方干部。
1949年5月，华东局决定以《新民主报》干部为主体，组成随军南下的“新闻大队”，共产党员组成党支部，我被选为支部委员。大队士气高昂，渡长江，进丹阳，一路南下，目标就是接管上海敌伪新闻机构，出版党报。
风狂雨急的5月26日深夜，新闻大队宿营在徐家汇交通大学的图书馆。5月27日上午接管申报馆，就是那幢汉口路309号大楼；原《申报》的工人、职员和先进入《申报》的地下党员，欢欣鼓舞，庆祝“天亮”了，热烈欢迎南下干部，恽老向全体员工宣布上海军管会命令：由南下“新闻大队”接管《申报》，出版华东局暨上海市委机关报，中央定名为《解放日报》。
最令大家兴奋的是，宣布市文管会副主任（主任为陈毅市长兼）范长江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恽老为副社长、副总编辑。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在蒋管区，这两位都是响当当的众人景仰的新闻界杰出人物。深夜，长江同志来到紧张、忙乱的编辑部，同部分负责人见面。见我穿着黄军装、佩着军管会胸章，长江说，你是部队下来的吧？我介绍自己：当兵出身，原部队就是攻进大上海的20军。长江说，我早年也在“20军”当过小兵啊，可不是现在的20军。常说，文如其人。战火青春中的偶像长江同志，却是短短身材，不像在硝烟中的战地记者，说话、握手都是平平的……这印象从此锁进我记忆里。
在一些老“解放报人”的回忆中，长江同志是够严厉的一位总编辑。
应该说，上海《解放日报》的风格——党报的党性风格，长江同志是她的真正奠基人。虽然长江只在《解放日报》工作短短五个月。
那段日子，编辑部充满蓬勃的革命朝气，从解放区来的同志，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工作：睡在大楼宿舍或办公室地板上，吃在五楼食堂，上午10点钟左右就坐上办公桌，翌日清晨五六点钟大样付印，七八点钟才出报，山东路两边街沿上坐满焦急等待卖报的报童……；那天，我最后一个离开总编室爬上四楼刚上睡铺，总机就找上我了，陈老总的市府秘书朱青同志（她是一位著名烈士的女儿）打来电话，传达陈毅市长的表扬：“同志们辛苦了！我们很高兴在市政府看到《解放日报》了！”这已是5月28日近10点钟。
初期，报纸有两大张，四个版是《文献》，全文刊登老解放区公布过的各项党的政策；国际国内新闻采用新华社的，在第一大城市办一张大报纸，免不了经过艰苦的磨练。所以，创刊时印20多万份，逐日下跌到10万份，引起华东局的关注。长江、恽老开始时主要精力在市文管会，只是深夜来看看大样。半个多月以后，长江坐镇报社，我们才朝夕相处了。
在长江身边工作，真是感受“滔滔长江”，领略到了他的魅力。他在三楼总编辑室设四个“秘书”，实是他的助理。两人一组，24小时日夜轮班，帮助他选稿、改稿、组版和审看他签发大样后第一张印报。四人除我外，一位是后来上调北京《光明日报》参加领导班子的许鲁野；一位是乐静，原山东潍坊市报的总编辑；一位是田钟洛（现名袁鹰，著名散文作家），地下党员，四人中他最年轻，有很好的文学修养。长江主张：一张报纸从头到尾，总编辑都得看过改过，否则，何谓“总”编辑？他要各个版的主编（那时称主任）跟他同步：国际版是胡仲持，1921年他已是《新闻报》的记者了，是声望很高的翻译家，精通英文，也懂日文、俄文，他的手下全是英汉或俄汉的双语优秀编辑，翻译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和编辑外电为“内参”；文艺版主编林淡秋，毛主席夸他的姓名富有诗意，是著名作家。长江对这两个版的稿件有不满意就下令撤改，毫不含糊。他要读者服务部主任鲁蛮（曾是老区一家报纸的负责人）直接发给他要刊登的读者来信。长江则审改本报记者稿件。我们“秘书”常做很“难为情”的差使：经过我们选定、编好的稿件送到他手里，不时会被他打上一个大大的“退”字，或者直接被“枪毙”了，或者指令我们告诉记者重新采访改写；他不喜欢自己用电话传唤记者，我们就得到采访部把记者请到长江面前。他严肃地询问记者：新闻来源？文中数据？或主管部门意见，等等。我们和记者的心境一样，当有的稿件被他质询时，虽心存感激和敬佩，却是“吓势势”的。长江对记者有鲜明的要求：作风深入，观点鲜明，文风优美。他多次说过，本报记者写的有特色的新闻通讯稿，可为党报增光，让更多读者热爱我们的党。所以要求组版注意，稿件应简则简，本报记者写的好稿则不吝版面，开辟专栏，署上记者的大名（初期记者的稿件不署名），有的要写上编者按语，甚至配上评论，这样才能培养出我们党的优秀记者，扩大党报的影响。
长江对编辑同志尤为严格，严防差错，版式、标题，求新求变。他说，城市办党报要诚心向工人同志学习。创刊初期，机构重叠，发稿很乱，审定发到排字房的稿件，超过版面容量的一倍或几倍，排字架子上的铅字几乎用光，拼版大台子上堆满排好的铅板，每版的责任编辑夜夜站在拼版工人身边，督促把上级批准的稿件“塞”进版框去；编辑与拼版工人常对峙不下，影响出版时间。工人们对南下干部是充满敬意和好奇的，看看编辑们不像老报人，纪律严明，上级审定的稿件不敢改动；但对版式外行却要指手划脚；工人们只好推荐拼第一版的老工人曹子根来请我下楼，在二楼车间围满工人和编辑的拼版桌前，曹子根说：“丁柯，你看看，这是铅板，不是橡皮做的”。
长江知道了这件事，在编辑人员会议上专门谈了内部团结和向老工人虚心学习的课题。说：这是老工人的“幽默”，不是对我们的“讽刺”，教育我们得及早转变农村作风，订立制度、调整机构，适应城市办报的规律。
新闻工作的职业特色，就是同夜生活亲密相伴。想当年，我们随同长江或恽老做夜班的日子，熬夜，实在是最快乐的，好像是上“新闻夜大学”。长夜沉沉，在等拼版和签付大样前，有一大段空闲，这时候，长江一改白日的严肃，海阔天空，慷慨纵横。恽逸群是出名的才子，“活字典”，满腹民国故事和党的地下斗争的传奇，一盒烟，一杯茶，“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们得益匪浅。长江不及恽老健谈，只有几个人时，我们却喜欢逗起他谈在大西北采访、《大公报》或延安、上海、香港等地的往事。他见到共产党第一个红军领导人是周恩来，在延安和毛主席彻夜长谈，为之倾倒；对国统区《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招牌的“小骂大帮忙”的评价；他同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的友谊和纠葛，等等，常是夜间长江与我们聊天的题材，迄今深深印在我的脑际。我没有机遇拜在长江和恽老的师门下，可是，长江和恽老是我最好的新闻史老师。
1949年底，长江同志调离《解放日报》去北京，短短几个月我们就分别了。解放初期，《解放日报》人才极一时之盛，占了党的新闻界半壁江山，所以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在北京出版，从《解放日报》陆续调去了不少干部。长江辞别时，我正在苏南新解放区体验生活。
说来话长。长江或许由于自身的经历，对新闻记者有严格的要求。他要记者深入生活，丰富见闻，扩充视野，博览群书，活络笔头。那时一些老记者，例如曹聚仁等也是鼓吹“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不过长江一再强调：“记者最基本的锻炼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他在《解放日报》就是这样督促大家履行的。他偶尔看到采访部一大群记者团团围坐在大办公室里（采访部在报馆对面汉口路274号），就很不高兴，批评采访部主任刘时平：“要大家快快下去，外面热火朝天，新人新事物层出不穷，要多多报道工人、农民、学生们的工作、生活、思想、情绪……”。
一天夜间，长江忽然对我说：“你下去看看吧！”从野战军下来，对地方工作可说一窍不通，我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就问他：“到什么地方去？担当什么任务？”长江回答非常简单：“你自己决定！多带点书！多交朋友！”就这样三句话。第二天，他同意我自选去苏南，那里是江南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试点。我带了一张“特派记者证”和两架莱卡相机，先到了无锡，受到了苏南区党委书记阿丕同志——陈丕显的热情欢迎，他是1941年我在苏北就认识的首长；还有管文蔚、欧阳惠林等诸多领导同志。我“落户”在无锡乡下《苏南日报》负责人罗列同志当土改队队长的试点村里（现在还保存着许多照片）。罗列从此成为我的好朋友，他曾调来过《解放日报》任职，以后调任汕头大学副校长。我白天乘铁路局提供的轨道扳车，调查采访无锡、苏州、昆山一线的土改试点，夜晚则拥被读书。我确实带了许多书，全是马恩列斯毛、陈云和刘少奇等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书。那段终生难忘的“神仙”般日子，以及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编写的几本建党知识的书，全拜长江所赐。
不出一个半月，应恽老所召，我回到报社。长江同志留给我一封信，让老区一起南下的朱微明转交。
原来，长江同志要走了，编辑部党支部召开了一次党员骨干的组织生活会，主管《解放日报》的华东局常委、宣传部长舒同同志也参加了。同志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给长江同志五个月的工作一个“鉴定”。这是我们党的传统。
编辑部支部大多数是解放区南下的老党员,过惯了集体生活,同志间是“透明”的。有的同志还是“炮筒子”,组织生活会“事无不可对党言”,更是直言不讳,“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后来几位同志详细告诉我支部会的情况,大家在会上批评长江不积极参加党小组会,不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有自负的文人习气……，舒同同志小结时说，华东局也收到过党员的来信，“要警惕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令长江受不了的是，还有人责问说，这些党内外群众的意见，都由支部书记及时向你当面汇报过，所以你把丁柯“赶”到苏南去了（当时我还兼编辑部支部书记）。长江同志是不爱喝酒的，那晚回家就喝了闷酒，留给我的信，是向我道歉消除误会的。其实真是一场误会。过了多年我俩在北京一次会议上见面，彼此解开了这个“心结”。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大可不必为贤者、尊者讳。古人说：“人非尧舜，谁能尽善？”人无完人，总得不断经历岁月的磨练。共产党员的成长尤其如此。长江同志与人相处，确是多了一点严肃，少了一点亲和力。
长江同志冤死于“文革”浩劫中，年仅61岁。他永远是我国新闻界的骄傲。中国新闻界的前辈、知名法学家张友渔称赞范长江是“中国新闻界的泰斗”。胡乔木同志号召中国新闻界“应当提倡做范长江这样的记者”。从1991年起，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用长江的名字，设立中国中青年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滔滔长江，哺育着无数风流人物。长江啊，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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