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闻记者回顾




“中国人民忙于重建自己的国家, 他们没有时间放松和娱乐”

——《密勒氏评论报》报道成立伊始的新中国

■沈荟 程礼红

  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印象与态度是具体时间与环境的产物,随着双方交流的变化,中国图景也随之变更,而在这一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外国记者对中国国情的实录、对民风民情的细腻描绘,就成为西方人了解这块土地的一个重要途径。周恩来曾谆谆告诫那些与外国记者打交道的同志:“要培养与外国记者的友好情谊,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交朋友。”在他看来,“最大程度地运用外国媒体是为了推进中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与外国新闻记者打交道的工作也是一种“完善我国外交政策”的巧妙方法,要让那些有影响力的记者“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让其他国家人民了解中国,多交朋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新闻司司长龚澎继续遵循了这一原则,她认为,“通过外国记者写的新闻报道比起转发新华社讯,在国外更有说服力”。
  1949年5月,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解放后,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渠道变得有些阻滞,西方媒体普遍对这一红色政权抱有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像埃德加斯诺,1941年返美时还被美国人看作是英雄,《星期六晚邮报》聘请他做驻外记者,他享有完全的独立性,可以自由自在地报道俄罗斯、西欧和亚洲事务,但是,新政权一建立,出于对共产主义在美国蔓延的恐惧,斯诺的光环顿时消失,他在西方社会公开发表作品的机会变得非常少。这时候,国内能够向西方社会介绍新中国景象的外国媒体也屈指可数。上海解放后,英文报刊中凡是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都被接管,美商《大美晚报》因报社劳资纠纷于1949年6月停刊,英商《字林西报》后因涉嫌造谣破坏受到军管会警告,于1951年3月31日停刊。只有一份美国人办的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出版至1953年,也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发行的唯一美商报刊。
  《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于1917年6月9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是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T.F.Millard),这份以他名字命名的周刊每周六出版,16开本,每期50页。读者既有在华外侨、中国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也有众多的海外读者群,“《密勒氏评论报》一半以上的发行量是在海外”。相较于当时其他外商报纸追求商业、广告利益的做法,密勒更希望将杂志办成一份独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英文政治期刊,秉承他一直以来的美国办报风格,“促进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像报道美国新闻的纽约大报一样,在头版刊登有关中国的故事”。1919年,《密勒氏评论报》由美国人鲍威尔(John.Bill.Powell)接管,改名为《中国每周评论》(The China Weekly Review),但中文刊名仍为《密勒氏评论报》(该报在两行英文刊名下还标有一行中文名)。鲍威尔以及后任主编——他的儿子小鲍威尔(John.William.Powell)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抱有同情态度,曾发表斯诺采写的陕北采访,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和腐败,不乏揭露和批评。该刊在美国社会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颇具知名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解放初,在中外信息隔膜的状态下,《密勒氏评论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有关中国最新消息的途径,向海外读者讲述了“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正在进行的新文明建设中所发生的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情”。有读者写信给小鲍威尔说:“通过《密勒氏评论报》,新中国给他们形成一种印象:中国人民忙于修建水坝、夷平高山,总体上在重建自己的国家,他们没有时间放松和娱乐。”

一、追随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奇迹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将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新的全国性政权建立形容为“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之间互相协作、共同工作,好像是“一个人似的”。尤其令人称奇的是,他们能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毛主席指挥了一场交响乐”。《密勒氏评论报》以外媒的视角,将这一时期的景况,做了生动的记录。
  《密勒氏评论报》向海外读者介绍了新政权的组织架构、民主原则及其强有力的执政能力。在鲍威尔看来,在新政权下,杂志的使命就是不偏不倚地向美国民众提供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消息。这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正确清楚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概念。因为,人们若要追随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奇迹的话,就必须要了解有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相关知识,否则是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所制定方针政策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国政党》《PPCC上海代表团》等一系列文章中,向读者介绍“新民主”和“联合政府”等核心概念。
  经历过欧风美雨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还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撰文,记录了他参加北京新政协会议的所见所感。“在京召开的各界公众人士代表大会持续了6天。对我来说,像是参加了6天的课程,而在这6天里,我学到的比以往人生中任何6年学到的还要多,确实,甚至比我过去30多年所学到的总和都要多。因为在这6天里,我找到了我30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民主。……当我走进议会大厅,便看到各色各样的人,有穿军装的,有穿工作服的,有穿短裙的,也有穿长袍的,有穿异国风格的衣服的,甚至有带骷髅帽的。这些人显然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广泛民众齐聚一堂讨论问题。如果这些代表都是同一类人,那他们怎能具有代表性如果这些人并不是民众选出来的,严格地说,他们就不符合我以前所理解的民主条件。但是,我想问,英、美选举能产生像这样的代表吗我们更倾向哪一种,是选举的仪式,还是代表们的代表性问题选举只是一种途径,如果它能提高代表们的代表性,那当然是可取的。否则,这种方式就没有必要。”
  《密勒氏评论报》还从各方面记录了新政权处理国计民生问题的有效举措。解放初,中国失去了诸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国外援助,国民党仍然封锁着海岸线,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内忧外患的新政府似乎很难让她的人民填饱肚子,许多人都担心和猜疑未来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这一难题,新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调控粮食供给以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从农村将粮食迅速运送到城市,不经任何官员染指,避免落入贪官的口袋。充分利用东北充足的粮食;陕西西南部正忙于拓荒,相应地造一些水利工程,扩大灌溉面积;江苏南部管理办公室设立粮食局,专门帮助农民解决难题;在天津,中国银行的支行开始扩大农业贷款额度。为了让华北城市的城乡粮食交易进行顺利,特意成立了农民服务站。当洪涝、干旱、病虫灾害泛滥时,新政府对农民减免税收。”
  经济方面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新的税务体系、银行业发展、私人资本的发展、通货膨胀问题上。在目睹成千上万的工人踊跃报名参加驾驶竞赛、创新发明活动时,那位习惯于日本占领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散漫生产节奏的老厂长,不禁有些目瞪口呆了:“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劳模的带领下,飞速地提高了中国农业和工业产量。”《密勒氏评论报》报道说,1949年11月4日上午10点,在天津的明园(音译)田径场开始了为期20天的工业博览会。来自1700个参展厂家,展出了8000多件展品,包括来自上海、北京、汉口、青岛、石家庄等城市的工业产品和来自河北省的农业产品。市场上产品显然比解放前的质量更好、品种更多。盐更白、质更优;肥皂变硬、能起泡;布料越来越好看,也不褪色了。展会还有200项发明创造。企业家李祖辰(音译)在博览会上说这是30年来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博览会,也是“人民政府在过去10个月里做出了比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前10年的成果还要多还要好”的有力证明。为了给农民展示工业器具的用途和方法,来自华北的1000名农民受天津人民政府邀请参加博览会。“他们中有人在光明日报上说:20年前我来过一次天津。我被警察歧视和殴打。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城市生活,但现在我开始喜欢了,因为我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主人了。”
  文化教育上的报道,篇幅最多,特别突出了一个“新”字,如《中国的新大学》《白毛女——中国新戏剧》《中国出版新书》《新中国教育》《汉语改革》等等。《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了不同群体在新时代所面临的生活与思想上的变化。比如《吴琴(音译)的思想变化》描述了一位青年学生的感慨:“学校要求学生去农村,我感觉很不舒服,讨厌去和那么脏、那么穷的农民说话,甚至还要和他们一起工作。但是如果不去的话,又有人觉得我是个落后的女性。所以我只能加入他们。……他们都说我身上有文化人的清高和傲慢,对别人颐指气使。这就是我不能融入的原因。”后来吴琴尝试改变,她住进农民家里,聆听李大娘的悲惨故事,从这些故事里,她开始意识到恶霸地主犯下的罪。当吴琴生病时,50多岁的杨小宝和另一位老乡连夜冒着大雪走了10多里路去找医生。最后,当吴琴离开那里时,她暗自发誓,“从今开始,我要克服一切困难。提高政治觉悟,和广大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要成为他们的一名出色追随者”。
  艺术教育的新方向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旧观点。20年前,还是小男孩的夏力(音译)曾对父亲表达了长大后想成为一名画家的愿望。爸爸紧皱眉头对他说:“我绝不让你学艺术,在中国一个画家很难找到工作,何况一个画家能有什么用那些头发长长的家伙只知道怎么画柳树、桃花和裸女!”“20年后,爸爸仍然戏称我为‘浪子’,因为我违背他的意愿学了艺术。但他是带着笑容叫我‘浪子’的。因为他和大部分人一样改变了对艺术的看法。也和大部分人一样,知道政府在鼓励年轻人学艺术,因为那些‘头发长长的家伙’不再是‘没用的’。”“现在的艺术系学生不再为艺术而学,而是为人民而学。……我亲眼目睹中国的艺术系学生不仅在教室和工作室里画画,他们还去工厂和农场。他们将来将会成为人民的艺术家。”

二、希望之城:北京与上海

  《密勒氏评论报》通过文字的力量热情洋溢地向读者传递着新中国建设的实际成果,北京和上海,特别受到关注。
  昔日的北京城里,随处可见“营养不良的、穿着长袍的瘦弱学生和饥饿的黄包车夫”,“北海的死水、满地污泥、宫殿屋顶琉璃瓦下长长的杂草……”。外国大使馆官员及其守备部队经常在河边的斜堤上玩马球。妓女和地痞流氓也时常出没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外国记者李(Dancan C. Lee)来到这个作为中国500多年首都的北京城,头脑里也是装满了许多让他充满好奇的故事,“满族皇室奢华的服饰与农民极差的食物、衣服和器具之间的强烈对比。……北京人成天游手好闲,提着个鸟笼,踱步到天桥,就在那里消磨一天时光。
  “新中国60年”专稿李的希望落空了,“我很努力地想看看这样的他们,但是他们不见了。也许他们把自己藏了起来,也许他们用工作来掩盖游手好闲的羞愧。甚至连654个寺庙里的1239个和尚、道士以及以前的妓女们都投入了生产工作。工作是现在的第一要务。”
  在新西兰记者路易艾黎(Rewi Alley)眼中,解放后,北京变成了一座“希望之城”——
  “在古老的紫禁城前那崭新的红色广场宽敞而庄严,交通车辆在执勤警察巧妙而熟练的指挥下穿行。三轮车夫们讨论着在绥远种地的可能性,或者在谈论他们最近的政治协商会议。人们伫立在北海边,欣赏着净化后的湖水。士兵们掘掉多年沉积的淤泥污物净化城市,农民把这些淤泥运到农村做肥料”。解放后,卖淫活动也灭绝了。走在大街上、坐在汽车里,随处都能听到有人说:“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从实际出发”。随处能听到要完成工作、要制定计划、要召开会议、要充满希望和创新精神。斜堤上如今也是人民解放军在这里操练。“北京,这座彬彬有礼、充满魅力的梦幻城市指导着铁路重建、土地改革的工作。历代皇帝统治下的北京,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发挥如此重要的角色。北京的一名普通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如此直接地参与到国家计划与建设当中去”。新的时代不禁让艾黎发出了这是一座“希望之城”、“对于成长在新时代的年轻男女们来说是一个天堂”的感慨。
  解放前的上海,素来是“中外资本家和冒险家的天堂”,“生活在上海似乎一点都不真实”。富人们“很自然地花费数百万元筹办婚礼、庆生日、办满月酒。但是看看这些大楼门前的穷人,羸弱、多病、苍老、残废、失业、难民……”,这个城市似乎从来都不为普通人而存在。
  1949年5月25日清晨,天空还飘着小雨,人们清晨醒来发现上海解放了。“像那些早有预料的事一样,这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前一天国民党军队就全部撤出城外了,福州路上的警察局也人去楼空。人民解放军蜂拥入城,像长期演习过的一样,用最井然有序的方式接管了街道建筑和行政大楼。街道上都是士兵:一贯如迷宫一样的上海居然没有拥堵,成群看客躲在街角或路旁观看着。”
  刚解放的那些日子,上海人都有这样两个清晰的印象:一是人们因为没有碰到抢劫而长舒一口气。之前,人们还出于对抢劫的恐惧,纷纷将商店和办公楼大门紧闭。但令人惊讶的是,以往政权过渡时期的暴民大规模抢劫现象没有发生。这次没有过渡期,国民党整体撤退有序而迅速,有人说这是国民党军队有史以来最有效率的一次行动。很快,人民解放军就进城了。二是这些共产党士兵的行为成为一道风景。每个士兵都严守纪律,举止礼貌、果断而有原则。从解放区传来的饱含同情的中立报道,无疑将红军的好变成了传奇。这次上海人民可以亲眼见证了。“士兵们非常疲倦,坐靠在路边,继而睡在那里。第一天傍晚,下起了雨,大部分没有分到帐篷的士兵就浸湿在雨里,但是他们拒绝人们送上的任何干衣服、食物、茶,甚至热水,因为他们不能从人民手里拿一针一线。人们不禁‘批评’这些士兵们太严于律己、对自己太苛刻了。”解放军进城,学生们显得最为欢欣鼓舞。“他们在街上扭着秧歌,唱着赞歌,召开大会,向人们解释解放的意义,教他们唱歌,这些都为已是红旗招展的街道增添了更多的节日气氛。”
  自上海解放后,有关这个城市的消息一直是鱼龙混杂,流言滋生。“美国之音”有关上海的新闻似乎是由“国民党驻华盛顿大使馆”直接提供。身居海外的人甚至觉得新中国的境况让人有些“恐怖”。小鲍威尔说:“得益于几艘船冲破国民党对港口的重重封锁,我们才收到几封国外来的信。信里包含了一些朋友和亲戚的焦虑。一位来信者说,他听说《密勒氏评论报》遭到新政府的镇压。其他来信者说他们知道上海快要闹饥荒了,因为食物马上要被运去苏联,他们问要不要给我们寄点食物过来。还有一个来信者说,她听说上海没有了煤,她庆幸自己冬天不在上海。”对于海外读者的关心和疑问,《密勒氏评论报》在社论《生活在上海》中言简意赅地回答道:“若用几个字来形容上海的生活,也许会是一切正常。《密勒氏评论报》没有被新政权镇压。我们不需要任何食物。在上海的外国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人身和财产保护。”

三、尽管有缺点和不足,但从目前来看相对较少

  小鲍威尔赞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基本方向,对新政权取得的新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但在报道上继续贯彻了独立报刊的专业主义原则。按照小鲍威尔的观点,“在外国人所有、外文类报刊问题上,编辑们不得不非常小心。我们不愿意《字林西报》《大美晚报》或者是《密勒氏评论报》去谄媚新政府,也不愿意压制任何可能‘冒犯’新政权的内容。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继续办下去,除了要多一份小心,特别是在准确性上。我们应该,并且也相信,可以继续坚守我们传统的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理念,继续同世上的一切邪恶与不公进行斗争。我们应当记住,报纸当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不能专限于任何少数群体的特殊利益”。
  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常常通过“读者来信”的形式,对新政权做客观分析,甚至发出一些批评声音。在一封名为《拒绝诱惑》的来信中,读者提醒说:“共产党是土地问题的专家,但不是金融专家。在这个城市,投机倒把者到处都是,赚钱有很多轻易的方式。”“从前的那些上海当权者,没有能拒绝腐败的诱惑。只怕共产党也开始享受他们‘体面的生活’,忘记了过去的艰辛,不能继续革命。……共产党必须在奢华面前心若磐石。腐败导致国民党的垮台,想必这也能给共产党留下宝贵的教训。开始时国民党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了以国以民为本的含义,可一旦掌权,高官们只能看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财富,把国家、人民抛在脑后。”另一位公务员也向《密勒氏评论报》反映了他对工资待遇的意见:“自从解放后第三天——5月28日,军事管理委员会下属的财政经济局接管了我的办公室之后,一切都需重新调整。墙上贴满了‘学习,学习,再学习’‘向我们勇敢的人民解放军学习’。但是,我们的工资标准没有调整,公车服务也取消了。……我希望公务员的最低生活标准能有所保证。”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读者和记者对《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的客观公正性心存疑虑。北平解放后,就有外国记者抱怨党领导下的新闻业只承担了“教育功能”,而忽略了“信息告知”的作用。当记者向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左翼教授说:“长期接受歪曲的信息可能会导致决策错误”时,教授无奈地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啊。……新闻自由是一种奢侈,只有像美国和英国这种富裕的国家才能承受得起,即使在那些国家,新闻也是不自由的,因为它几乎完全代表了财富拥有者和广告主的观点。在中国,主要问题不在新闻自由,而是保障4万万贫困人民免于饥馑的自由。”
  有读者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再关注这份杂志了。最近的几条新闻,我们在《中国每日新闻》(China Daily News Release)都看到过。重复毫无意义。12月3日,有关美国景象的报道也非常不公正。……每当打开新的一期杂志,我们都希望它能回到以前的标准。希望烟消云散。”有些人的批评则更为尖锐:“我们中的有些人感觉到,国民党时期,你们在提供客观报道,就那时所发生的事件发表批评性意见上非常有勇气。然而,解放后,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新政府的溢美之辞,感觉到你们的杂志不再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你们批评美国政策时,却对苏联人正在做的事情保持沉默。”
  面对这样的批评,小鲍威尔的答复是:“我们正在一如既往地客观报道中国”。当前的政府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权。它非常有效率,工作人员也很诚实。尽管有其缺点和不足,但从目前来看相对较少,并且它也愿意改变自己的政策和程序,以修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对这样的政府,我们还能多要求什么从整个中国景象来看,需要批评的地方很少。”

四、无奈停刊

  小鲍威尔一直认为,1949年以后,事情会逐渐稳定下来,美国最终会承认新中国政权,贸易将恢复,上海将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港口而存在,并且将有一个外国商人和其他人居住的社区。正如《密勒氏评论报》前财经编辑、《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凯姆所说的:“全世界都是商人的市场。……共产党明确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工业’。出于建设的需要,他们需要贸易,购买产品。……外国商人应该寻找贸易上的有利性,而忽略掉政治上的不利性。”
  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再加上“长期并不断恶化的财务问题”以及“国民党封锁”导致的“海外分销”、“海外汇款”等障碍,《密勒氏评论报》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1950年7月15日《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停刊词,但在诸多读者的强烈建议下,改为月刊继续出版,成为“极少几份能够向国内外读者提供客观公正的、有关中国发展情况的出版物”之一。可是,在“国民党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美国邮局时常会干涉中美之间的邮件,华盛顿政府限制与中国的贸易,一些国家相互勾结要求限制甚至公开禁止《密勒氏评论报》”等诸多问题的影响下,《密勒氏评论报》最终还是于1953年8月停刊,结束了它27年的历史。
  小鲍威尔返美后,美国政府指控他违反了战争法,煽动印刷虚假陈述,捏造美军在韩战中对中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据称,在朝鲜战争中,共产党警卫强迫美军战俘阅读《密勒氏评论报》的文章,以破坏美国士兵对祖国的忠诚。案子拖延了五年,小鲍威尔也因此成为司法案例上的名人。1959年1月,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最终宣判,指控无效。■
  (作者分别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国初(1949-1955)新闻事业发展研究”课题成果的一部分,项目批准号:09XXW001)
  注释:
  An e Brady(November 2003),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P52
  张颖:《我记忆中的龚澎与乔冠华》,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1278-2-5.html
  Review to Close,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53年7月
  Paul French, Carl Crow(2007): A Tough Old China Hand: The Lif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an American in Shanghai,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22.
  Neil L. O'Brien(2003)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 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Monthly Review Routledge,P184
  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第33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New Democracy---Theory and Practice,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49年6月25日
  My Search for Democracy,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49年10月1日
  Is There Enough Food,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49年10月22日
  Model Workers Lead Production Drive,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50年10月
  Tientsin Industrial Exhibition,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49年11月26日。
  The Change of Wu Chin's Ideas,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49年7月9日
  New Art Education,《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50年3月18日。
  Dancan C.Lee:Peking Panorama,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50年6月10日。
  Rewi Alley:Peking Revisited,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50年6月24日
  New Direction for Shanghai Business,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50年5月27日。所引内容为该文作者在1946年9月28日所写报道的回顾摘要
  Mary Barrett:Liberation of Shanghai,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49年6月4日
  Life in Shanghai,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49年11月5日
  Shanghai's Foreign Press,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49年6月25日
  T.T.Wu:Resist Temptation,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49年6月4日
  Letters from people,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49年7月16日
  Adnrew Roth,The place of the press in communist china,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49年5月7日
  Lopsided, 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49年12月17日
  Neil L. O'Brien(2003)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 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Monthly Review Routledge,P196
  J R Kaim,Trade Prospects in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11 June 1949
  Review to Close,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50年7月15日
  Review to Close,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53年7月
  John W. Powell, 89, Dies; Writer in Sedition Case MARGALIT FOX,The New York Times,200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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