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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场域视野下的信息环境建构


■赵平喜 吴闻莺

  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在《新闻与自由》等论著中提到了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问题,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的行为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映。日本的藤竹晓也认为,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拟态环境”就是本文所说的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的建构中存在着各种关系的较量,这些关系形成了场域空间。“场域”也被译作“场”。在新闻业中就是“新闻场”。皮埃尔 布尔迪厄上世纪60年代提出“场域”的说法,他在《关于电视》一书中用“新闻场”来阐释新闻工作者实践活动的机制,“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而进行斗争的战场”。呈现在大众面前的信息环境如此重要,那么,政府、传媒、公众如何建构信息环境 各自呈现出哪些表征 本文就此从政府、传媒、公众三方面予以分析和探讨。

一、政府与信息环境的建构

  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系统是国家和政府,因此,政治权力主要表现在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和行动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是依附于政治权力的。作为权力最高表现形式之一的政治权力,主要通过对大众传媒的规制、掌控和渗透来控制信息环境的构建,它对信息环境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对大众传媒的控制上。政府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传媒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D 巴勒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方国家,“大众媒介对公民的影响太大了,不能给它们无限制的自由。限制自由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各种势力把控制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台和电视台)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界在不断纠错与反思中寻找最适合传媒业的道路。李良荣指出了传媒所遵循的底线原则,从这些底线渐行渐清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政府对大众传媒管控的变化轨迹。在传媒业发展进程中,党性原则始终是我国传媒至高无上的原则,主要体现在“党性原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首先是一种制度安排。同时,它是组织原则,它是纪律。”
  在传媒与政治的力量斗争中,传媒处于依附地位。大众的知情权没有保障,所处的信息环境是经过政府精心策划的结果。如此境况下,传媒提供给大众的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信息环境。其主要表现为:
  1.信息传播同质化现象严重。首先,报道主题至上,新闻传播不以报道事实、发布信息为载体进行自下而上的传播,而是直接以宣传引导为主旨进行自上而下的宣传。报道凸显一种主题至上的模式,表现出很浓的主观色彩,忽略信息环境中个体的鲜活感受,结论含糊空洞,造成“千报一面”、“千台一调”的状态。其次,议题设置单一,经常由主流媒体定向定调。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一度令媒体和从业人员成为在规定程序里做着规范动作的“传媒机器人”。
  2.“强者”、“长官”等权贵话语泛滥。童兵指出,“说到底传播活动是为了传媒所有人、出版人及其背后的阶级、阶层、政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一切从办传媒人的需要、利益、意志、兴趣出发,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 一个时期里,从受众,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意图和角度出发的新闻报道很难见到。而传媒用大量篇幅来报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种会议、各级领导的讲话、视察等活动,且频率高,篇幅长,内容空泛。
  3.报道逻辑中行政逻辑占强势地位。其一是“报喜不报忧”,领导为了突出政绩和所辖地区的“稳定”,要求媒体以正面宣传为主,传播内容上选择正面新闻而舍弃负面信息,特别对于危机事件报道更是严格控制,有时甚至不许公开报道。其二是传媒舆论监督功能衰退。媒体所进行的监督大多是“马后炮”,危机事件要等到无法控制、无法隐瞒才被迫公开,这反过来又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和传媒公信力双双急剧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二、传媒与信息环境的建构

  在传媒的双重属性之间,存在着“新闻理念驱动”与“经营理念驱动”的矛盾。“某些情况下,两者是和谐统一的;但在更多的时候,两者是矛盾的,处于激烈的对峙和冲突状态。因为媒介所有者和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当新闻理念与商业逻辑狭路相逢,多数情况下让步的是前者。” 这种“新闻理念驱动”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其实就是对新闻价值、新闻自由的追求。然而,在与传媒的生存和发展法则相比较时,大众传媒往往会选择“经营理念驱动”。为了争取发行量或广告收入,避开与权力的抗衡,传媒必然会以取悦大众为价值取向,在营造新闻的娱乐化和煽情化方面不遗余力。确立“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和产业化运作”的路径后,我国传媒业接受着来自政府、受众和广告商的种种压力,往往走中庸之道力求自保,基本上都采取同一种操作方式,即以最小的政治风险赢得最大的商业利益。这样,传媒自利性挤兑下的信息环境建构的表征是:
  1.传媒自利自赎的娱乐化生存方式。在新闻场域中,为了正面与其他力量交锋,大众传媒采取了“躲避”以求自保的措施,即不与权力抗衡,又能安稳地生存发展。由于传媒体制缺陷问题,导致大众传媒肆意地“趋利避害”、“避重就轻”或“隔靴搔痒”,给大众构建了一个喉舌化、泡沫化、故事化、娱乐化和碎片化等各种特征混杂的信息环境。新闻媒体根据党和政府的公众活动安排来编制新闻报道的宏观计划,这种把关标准导致传媒不能进一步更好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和贴近实际。大众传媒还刻意炒作特定议题,通过常态或非常态的娱乐化生存方式转移公众对硬新闻的关注度,实现了传媒的自利性。许多本不应该是新闻的东西,却经过大众传媒的商业化炒作和娱乐化包装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2.宰制性话语的新闻来源依赖症现象。新闻来源是新闻媒体与采访对象在冲突与协作的基础上实行“共谋”的结果,这就导致宰制性话语的出现。首先,掌控充足信息的各官方部门、主流团体或政治精英使媒体话语逐渐向权力中心靠拢。其次,传媒不可能对发生的每件事都亲自采访。新闻来源,尤其是官方的新闻来源作为报道中的话语主体时,很容易就把传媒拉到宣传的阵营中。新闻来源还通过有效的新闻管理把自己的议题转变成传媒议题,并最终成为公众议题。70%~90%的新闻内容都来源于新闻制造者们完全或基本控制的形势。 从传媒角度看,貌似传媒在根据新闻价值标准设置议程,但其实是当权的新闻来源在构建信息环境。如福柯所说“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 可见,大众传媒就这样巧妙地通过宰制性话语的新闻来源依赖,既确保了其自身利益不受到损害,又实现了对信息环境的建构。

三、公众与信息环境的建构

  媒体专业主义对公众利益的宣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 有些人深信不疑,有些人则表示怀疑,因为后者欣赏萧伯纳的名言:所有的职业都是针对门外汉的阴谋。 在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信息产业属性”的双重属性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空间,它就是传媒的“公共性”。传媒的公共性指其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而存在的本质特征,其所涵盖的公正、公平、公开、民主、正义和责任等意义,无疑应该在现代大众传播活动以及当下信息环境建构中,作为人类民主的一种终极目标和人文关怀来追求实现。
  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信息系统之一,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和社会责任来源于其作为公共资源和战略性资源的属性。在哈贝马斯所定义的公共领域中,公共性被界定为“一个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领域,它的基本原则是参与性的、平等的和理性的对话,平等表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成员,对话必须是在平等基础上的理性的对话。” 从这个角度来看,信息环境中公众利益的实现就是大众传媒应该允许、鼓励、提升广大公众的知晓、参与和表达等权利,充分塑造产业和政府以外的自治空间。说到底,公众利益的核心也就是公民知晓权、表达权等一系列公民基本民主政治权利的最大化实现。但是,在当下,公众利益还未能充分参与和发挥平衡作用的新闻场域视野下的信息环境表征主要有:
  1.公众利益的边缘化生存状态。信息环境中公众公共利益的实现,体现在大众传媒对公共新闻的大力报道和关注。但现实情况是,早在2002年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资金支持机构皮尤中心就停止了运转,这表明公共新闻运动在西方只是一种美好的构想。当下的公众力量对于信息环境的构建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信息环境中偶尔的反叛言语也只是“小骂大帮忙”,真正代表公共利益的公众声音却被忽视了。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穷人越穷,他们影响政治的可能性越小,结果,政治冷漠与政治疏离就越严重。”这句话也指出了公共利益的问题所在。 正如有研究者早已指出的,目前中国80%的新闻,报道的是只占全国20%人口的故事,其余80%的人的利益都被有意无意地屏蔽忽略了。
  2.公众利益诉求的“一手软”现象。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维护公众利益是党和政府一贯的主张。在中央确立“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后,国内所有媒体都声称把服务公众作为办报办台的根本宗旨。但实际上,公众利益却不时受到伤害。政府以“党性原则”约束传媒业,各种行政法规、组织纪律手段保证了政府对传媒业的硬约束,大众传媒不能不绝对服从。此外,传媒业自身求生存、求发展必须赢利的“硬道理”,也构成各级党和政府考核传媒业领导层能力和政绩的一项“硬指标”。所以,大众传媒对社会权力的利益诉求和追捧自然不遗余力地走向“一手硬”。
  传媒服务于公众和维护公众利益,却仅仅是一种专业理念和道德担当。虽然制定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条例,但自律还远未满足社会的角色期待,缺乏具体有效的制度来执行软约束。更何况信息环境中,公众利益的实现还无法面对一些具体的实质性问题,尤其是传媒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及各类矛盾一时无法解决,大众传媒着眼于公共利益的实现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手软”。

结语

  我们认为,新闻场受到各种社会控制,特别是政治权力影响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政府无疑应该参与新闻场的构建,但是在场域中如果这种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导致场域内部力量失衡:政府一权独大,传媒自利自保和公众无所作为。随着经济发展,媒体市场化程度相对提高,公众利益需要一种更加强大的保护力量,而这种力量又只能来自政府。因此,我们应该把握好政府利益、传媒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处于最佳利益平衡点,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新闻自由和公众利益,并以此为基点来构筑一个日趋改革开放和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的信息环境,使新闻场中大众传媒所构筑的这个“拟态环境”尽可能地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环境”,从而更好地真正发挥大众传媒营造舆论氛围和提供智力支持的作用。■
  (作者分别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副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注释:
   戴维 巴勒特:《媒介社会学》第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李良荣、李彩霞:《守住底线—论新闻界的三次反思》,《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童兵:《童兵自选集》第8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禹建强:《传媒市场化陷阱》第48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万丽:《中国新闻传媒的议题设置》,《新闻知识》2006年第1期
   兰斯 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第15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转引自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第32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转引自詹姆斯 卡伦:《媒体与权力》第16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转引自朱清河:《论传媒公共性及其实现途径》,《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罗伯特 W 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第292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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