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特大地震，是一场灾难，同样是一个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在地震一被感知就迅即启动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在迅速、全面、丰富、深入报道整个进程的同时，推进了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从而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而且也以其自身的创造性举措和突破性变化，在新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纪录。特别是中央电视台迅即启动、连续进行的现场直播，在国内外获得很好评价，在多个层面产生良性效应。有舆论甚至把这样的直播，视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标志性举措。而这样的直播，也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增强了电视手段和相应电视机构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可以预见，经历了这样一次报道，人们的报道理念、报道组织等等，都会发生重要变化；人们对传媒特性与运作规律的认识，同样会更加深化。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传媒管理者，或是观众，都会对如何构建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第一选择、第一信息源，得出新的认识。
一、汶川地震现场直播报道的几点启示
从电视研究的角度观察，中央电视台的汶川地震现场直播报道，在中国电视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这样一个应急启动、至今未定结期的长时间、大容量的电视现场直播报道，可以给人们许多启示。
1.迅即启动、持续实施现场直播，检验媒体综合素质与应对能力
什么样的媒体能够成为人们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第一选择、第一依赖、第一信息源，是传媒努力的结果，同样也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媒体与现代社会相伴生。就整体而言，媒体发展的过程，就是受众不断选择的过程。人们根据什么选择，首先就看哪个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提供什么，能够不断地提供什么。谁能够更快，谁能够不断地同步报道新闻，谁就可能成为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第一选择、第一依赖、第一信息源。
汶川地震不经意间成为这样一个检验传媒综合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历史契机。这样一个重大突发事件袭来，无数人在千方百计追寻信息。谁能成为第一选择、第一依赖、第一信息源？能否迅速、不间断、全面地提供信息，成为影响人们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汶川地震爆发。7分钟左右，即14点35分左右，北京始有震感。有震感后11分钟，14点46分，新华社发出第一条快讯：“12日14点35分左右，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这条消息在通过通讯社新闻发布系统传递给媒体用户和非媒体用户的同时，也通过新华网和新华短信，发给了成千上万个受众。14点53分，新华社再次发出快讯：“四川汶川发生7.6级地震。”而电视媒体中，CCTV在15点整点新闻中第一次播报地震发生的消息后，15点20分即开出了直播窗口，开始了没有结束时间预期的现场直播报道。
虽然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一些消息源报告了当地有震感的消息，但新华社发布的包括震中、震级等要素的权威消息，并通过不断发布权威信息、报道各方情况、提供汶川等信息孤岛的信息和照片等，使之掌握了第一发布权。CCTV在启动现场直播后，就一直进行高强度、高流量的现场直播报道，多点提供信息，成为关注救灾进展的人们的主要信息源之一，实际上握有了重要引导权。
应当说，迅即启动、持续实施现场直播，是对媒体综合素质与应对能力的直接检验。能否迅即启动，既体现了新闻素质，更体现政治素质。而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实施现场直播，则直接检验整个报道系统的应急能力。主持人能够在只有一张写有震中、震级的纸条的情况下就走进直播室，采编系统以把寻找信息的过程展现在直播中的方式进行直播报道，检验的是主持人的素质，更能显现一个媒体的综合素质和应对能力。
2.把握现场、引导舆论的水平，验证电视媒体的系统把握能力
这样的电视现场新闻直播，能否有效、安全、顺利进行，会遇到一系列关口。启动直播的开始阶段，缺少信息，必须支撑住局面；而当记者能够进入现场，地震灾难的特殊性决定了新闻点的广泛分布，考验的就是采访团队、直播团队的现场把握能力与引导舆论的能力，考验的就是电视媒体的系统把握能力。既要真实展开现场报道，又要准确地展现全局；既要提供足够的信息，又不能迷失在现场中。
回顾已进行的汶川地震直播报道过程，有许多做法值得总结，甚至可以提炼出一些处理模式。比如，在人心未定的情况下，现场直播在报道现场情况的同时，每个整点、甚至每个半点要报道权威新闻，哪怕是不断重复。这样的信息，在那个时候，是最需要、最有力量的。这既给人们以信心，更能突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主线。
可以说，这次直播，中央电视台在把握现场、引导舆论方面体现出了高水平。
3.介入救援、提供方法的努力，凸显传媒的信息发现与整合功能
在抗震救灾的最初阶段，其他信息渠道相对不畅，直播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关注度最高的信息平台，这样的信息平台理当在救灾中发挥更多的功能。一般的直播，常规做法是请有关专家到演播室。但从最初几天的直播分析，最初的几天，依习惯的模式请了熟悉宏观减灾情况的专家参与直播，他们所提供的情况，更多地适合观众了解与灾情有关的背景和进展，是讲给观众听的。后来，接受了建议做了调整，请一些参加过地震和其他救灾实践的专家，在演播室提供具体有效的救灾和防疫方法。他们所讲的东西，既能被观众接受，更可帮助一线救灾人员和灾区的干部群众。这样，现场直播报道的模式实际上就有所调整。直播几天后，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所提供信息的重点从宏观转向实用，影响更直接，效果更明显。在直播团队努力下，甚至在直播中还以提供简明口诀的方式，提供救人方法。实际上，这标志着电视现场直播报道的指向发生了变化，不仅是客观报道，更是通过发现、提供、整合信息的方式介入救援。
让信息帮助救命，而不仅是满足知情。这就是在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报道中，媒体应当有的意识。现场直播不仅是报道平台，更应当凸显传媒的信息发现与整合功能，担当好信息平台，这就是今后遇到突发事件时，媒体应当明确的定位。由此总结，灾难性突发事件的现场直播，特别是最初的阶段，媒体必须有提供有效信息直接介入救援的意识和能力。
4.坚强应对、不掩动情的基调，有效强化直播平台的凝聚能力
面对这样的大灾难，参与报道的记者、主持人与全国人民一样被震撼、被感动。在直播中，人们不时看到泪眼婆娑的场面，主持人、现场记者与民同泣、不掩动情。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场景更加打动人心，网民的反应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这样的场景率直播出，反而能强化直播平台的凝聚力。
在面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如何体现坚强？震撼、动情、悲伤、感动不是不坚强，反而能激起更多人心中的力量，形成更有力的坚强。因此，以坚强应对、不掩动情的基调，可以有效强化直播平台的感召力。
二、电视现场直播报道与传媒影响力的基础
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所实施的长时间、大容量电视现场直播报道，与以往一般的现场直播报道有明显不同。从信息量角度观察，是大流量、高强度，因而，可以称之为高流量电视现场直播报道模式。这种高流量电视现场直播报道，所提供信息的质与量，对观众渴求的满足，对受众心理的冲击，对受众（包括外界救援力量）关注点与行为的引导与支配作用等等，是一般的现场直播报道难以比拟的。从中央电视台前一个阶段的现场直播报道总结，可以得出几点规律性的东西。
1.现场直播报道的核心是形成信息流，而不只是提供信息
现场直播报道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这次高流量电视现场直播报道，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突发的事件，并不像对一个预知事件的现场直播报道。没有预知的流程安排与背景介绍，没有准备好的预知报道可以给直播团队、主持人提供寻找新的内容与调整直播节奏的空隙。这次高流量电视现场直播报道，打破了传统电视现场直播报道的一些运作常规。这样的现场直播报道与一般现场直播报道的更大不同，在于将信息的搜寻、选择、组合等等直接展现在传播行为中，与报道同步进行。主持人与直播团队在最初的时间里，与观众一样缺乏信息，因而，急切地搜寻信息就直接展现在屏幕上。在没有足够外部信息源的情况下，连线等等就成了主要手段。观众可以看到如何寻找信息，也可以看到些许失误及不够专业的举止，但正是这些，恰恰与观众的心理状态同一个节拍，反而更有冲击力、感染力，表现了直播的价值与影响力。
与这种高强度信息流相比，一般的报道模式只是提供了信息碎片。尤其是在事件初发、状况不明，而人们又急切地想知道的情况下，人们不满足于传媒把一个个信息碎片整合好后再提供，而希望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虽然也是碎片，甚至是更细碎的信息碎片，只要它以信息流的方式涌出，人们也感到些许解渴，会愿意与寻找信息的进程同步，在接收信息中自己组合，在组合中自己判断。这个时候，一般的传媒的报道模式是把信息碎片由传媒选择、组合后再提供，虽然有深度，受众也感到等不及了。因此，高流量电视现场直播报道更容易成为人们的第一依赖、第一选择、第一信息源。
应当说，信息即力量，但其力量在于使信息处于流动中。流动的范围越大，传播得越迅速，被利用的可能性与利用程度就越大，就越具有影响力与驱动力。这时，信息实际上就有了一定控制力。不被认识的信息，其价值同样被掩蔽；不流动的信息有价值，但其本身影响力会受限制；不被传播的信息，其影响力可能只是其原始状态。而只有借助传播，不管是通过传统人际传播手段，还是通过传媒传播，还是网络化传播，信息的力量才会得到体现，得到放大。而一旦形成信息流，则力量更为强劲。信息因其比较和组合而更有价值，就此而言，处在零散状态下的信息，其价值显然远远不如组合与比较中的信息，信息碎片的价值与驱动力显然不如信息组合与信息流。人类是不自觉地把信息搜集、处理、加工、传播活动，委托于传媒这样的组织形式与活动形式来完成。传媒的存在及发展，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的最重要特征。但同样是传媒，不同的信息处理、传播方式，所获得的效果差异巨大。比较就可以发现，谁能够传递高强度的信息流，谁就可以获得影响力。
2.现场直播报道的关键在于把握现场、筛选信息，而不只是描述现场
什么是现场直播报道的关键所在？
人们经常论及现场直播报道的现场。对记者来说，在现场，不等于抓住了现场；报道了现场，不等于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现场。直播现场，不能迷失在现场。只有把握了现场，才能通过或简短、或丰满的报道，准确地传达出现场发生的事件的真谛和现场本身。那么，如何把握现场，关键在选择。选择出核心信息，通过画面或表述，传达给观众。选择的水平，就体现了传媒的水平。对观众来说，选择的水平也许就体现在人们最关心的时点，有相应直播画面出现。对电视传媒来说，选择的水平，还体现在能够以一定的价值观、处理准则和尺度不着痕迹地筛选。现场直播报道更是需要体现筛选，对比不同电视台的直播，就可以看出在这一点上的水准高低。
3.现场直播报道的深层影响在于解释能力，而不只是连续报道
电视现场直播报道，总起来看，恰恰是一个报道与评论相结合的报道模式，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报道。这其中，不仅选择现场地点、选择连线人物、选择报道主题、选择内容重点等等本身，就赋予其一种价值观与观点，就是在做无言的评说。而且，在现场直播报道中，主持人与现场出镜记者，也会在报道中加以点评。很多时候，主持人的问题，都是一种带有评价性的东西。对此该如何看待？应当说，现场直播报道的影响力，恰恰在于报道与评论的自然有机结合，在于报道的同时让选择与评论自然得体地流出。回顾现场直播报道过程，可以说，这种选择与点评无时不在，观众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直播报道模式中所提供的信息的倾向与分量。
那么，电视现场直播报道的深层影响是如何体现的？可以说体现在对现场的把握，对人们关切的现场画面以及事件关键信息的提供，更可以说体现在对事件原因、意义、影响的解析，对现场隐含信息的分析，对重大措施的价值与影响的阐释上。这种解析、分析、阐释，总体上，是传媒解释能力的集中体现。体现好解释能力，才能更好地挖掘现场、事件、措施等等信息的价值。谁解释与挖掘得好，谁就能对新闻事件的真正内涵与价值更有解释权，对舆论就更有影响力。
电视媒体与平面媒体体现解释能力的方式确有不同，平面媒体需要更多地采用分析报道、深度报道、观点报道、评论等等方式，而电视现场直播报道融多种因素、手段于一体，以特有的方式体现解释能力。处置唐家山堰塞湖的直播报道，是这次直播报道中延续时间最长、涉及现场最多、技术含量最高、关注度也最高的。从最开始关注到底发生了什么，堰塞湖是什么，到后来发现是一号危险的次生灾害，人们关注能否人力干预处置、如何处置；从期望专家和工程人员可以乘直升机上堰塞体，到紧急时刻1800人背炸药连夜爬山；从最初的开挖与爆破两个方案，到后来泄洪道挖成后，4个将军又上去增加处置措施。惊心动魄的20多天里，这一连串事件交替变化，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报道，把报道有什么与解释是什么紧密结合在一起，用图表、解说、现场、专家介绍等方式，不断地说明、解释。既报道了正在解决的进程，也有效地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疑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的直播报道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应急动员过程。有这样的报道，不仅使应急撤离的人们有了更多的理解，全国、全世界都同步看到一个奇迹的发生。
可以说，解释力是传媒综合素质中最重要的能力，是传媒在重大报道中必须掌握的权利。在新闻事件发生后，这不仅是指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更是指报道、分析、解释、判断的水准更应是第一流的，更应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更应当是让尽可能多的人们信服的。传媒不仅努力成为全面、权威的报道者，更应当努力成为深刻、权威的解释者。也就是说，主流媒体要想发挥主流影响力，必须牢牢掌握住第一解释权。
所谓第一解释权，不是传媒的一种天然权利，而是一种基于以往业绩获得的公认判断，即受众心目中对一个传媒解释、分析、判断能力和水准的判断；也不是传媒的一种固有权利，而是因为一个传媒的解释、分析、判断与事件实质、历史走向的相互印证，在人们心中赢得的信服。严格地说，第一解释权更像是一种期待和确认，一种威信和位置。当一个传媒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对新闻事件与现象的意义与价值做出恰当而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者其分析和判断总是被证明高人一筹，人们就形成一种印象和推论，这个传媒具有这样的素质和能力，能够在适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做出恰当判断。久而久之，这样的传媒就拥有了这方面的权威与影响，就好像拥有了对新闻事件与现象的第一解释权。
正因为如此，所谓第一解释权，并不因为某个传媒历史悠久、地位重要就自然获得，它一定是这个传媒的实践效果使然；并且不因为其曾经拥有这样的解释能力和业绩就永远拥有，它一定是一种舆论博弈的结果，而要不断努力才能保持；也并不因为一个传媒一直在努力就新闻事件和现象做出分析、判断就当然握有，它一定是因为受众给予认可才能够形成。
也许可以说，第一解释权是一种评价，是受众心目中对传媒解释能力和水准的评价。这种评价实际上就是对这个传媒舆论引导能力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比一般的其他评价可能更切中要害和实质。
今天，为什么要如此看重第一解释权，就是因为越是渠道多样、信息丰富、事件复杂，人们就越是需要权威的分析、判断和解释。回顾这些年来人们的思想变化过程，分析一些突发事件引发的社会热点的形成过程，解剖一些舆论危机的演变过程，就会发现，真正对人们的心理、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事实，而往往是对事实的解释；并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而是关于事件的某种描述和分析。从传播规律来说，事件传播实际上传播的是对事件的描述和解释；就产生影响而言，解释往往比事实本身更直接、更深刻、更有力、更难以改变。
因而，必须握有第一解释权，这不仅是指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更是指报道、分析、解释、判断的水准应是第一流的，是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是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们信服的。
三、电视现场直播报道与电视竞争力
现场直播，在电视80年的历史中，已经从一种很难实现的技术手段，变成了一种常态手法。而且，体育比赛等等已经把这种手法演变成了一种多机位、高清晰的复杂表现。而现场直播报道，更是从一种看起来新颖、可以获取注意力的报道形态，演变为一种常规手法。但即使如此，在这次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现场直播报道依然给电视、给特定电视媒体带来了强劲的竞争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回顾电视发展史，往往是一场对一个重大新闻事件的直播报道，成就了一个媒体的名声与长远的影响力。人们经常举的例子，是海湾战争与CNN，是抗击SARS与CCTV新闻频道。特别是新闻类频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所做的成功的直播报道，往往就是其成人礼，就是其奠定影响力的基础。而正因为这样的紧密联系，每逢重大历史性事件，连续现场直播报道，多媒体的强劲信息流，往往会使电视媒体重新吸引受众的注意，重现新的影响力。在汶川直播的最初十天，CCTV新闻频道的收视率可以有多至3倍的增长就是证明。相形之下，笔者曾经调查，刊登相应报道的报纸的零售量，才增加了三分之一。
电视，天生就是为现场直播报道而生。为提升电视现场直播报道的影响力，还需要做一系列努力。不仅需要在理念、报道模式上做一些总结调整，还需要做一些制度建设。比如，新闻事件的分级与相应的直播报道方式；比如，直播报道中对现场记者的信息回馈与指导等等。
电视，天生就是为现场直播报道而生。只不过，人们对这种报道模式还需要不断有新的认识，这也是人们急切地总结汶川地震直播报道的动力所在。
■（作者系传媒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