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前所未有的开放、宽松和透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之丰富，为中国新闻史上罕见。从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国内外媒体就各显其能，力求以最快的速度、最真切的文字，向外界传递灾情的发展变化。每时每刻，都有无数条信息，从那个天崩地裂的哀痛地带喷涌而出，通过电波和网络，传递到全球各地。
海量的、立体的震灾报道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也在舆论上起到了凝聚人心、激发善举的作用。不过，此次灾难报道上的新闻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效应还不仅于此。报道的丰富、多样，引发了人们关于“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灾难报道”的意味深长的争议。其中，以《南方周末》震灾报道引发的争议尤为激烈。《南方周末》5月22日和5月29日两期的“大地震现场报告”、“大地震现场再报告”，共42个版面、推出超过100篇报道，涉及震灾救援、医疗急救、学校之殇、重建之思等等，因报道对震灾现场人性弱点的真实描述，以及坍塌的学校建筑反思，引发网络激辩。反对者指责《南方周末》“剑走偏锋”，“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赞同者则反驳，“为什么媒体不能给读者全面视觉”。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灾难报道？这是《南方周末》震灾报道的争议双方的追问。而这个追问的背后，则是新闻开放之下，面对灾难信息爆炸，媒体当如何自处、受众又该如何选择的困惑。
争议焦点凸现灾难报道理智与情感的冲突
《南方周末》震灾报道备受指责的三个方面包括：“关注人性丑恶”、“揭示灾难问题”、“语言冷静、中性、原生态描述”。与大多数媒体的表现不同，《南方周末》恐怕是以最少的记者，却试图对汶川大地震进行最全景式描述的一家媒体。这种报道角度及方式的选择，一方面基于《南方周末》一贯的报道立场；另一方面，也与其周报的特点有关。
震灾后，几乎所有的电台、电视台、网络、通讯社都选择了24小时滚动报道，关注震灾中的生命搜救，放大每一处抢险救人的感人细节。而周报与周刊，则期望能以时间差，用广角镜头，“直播”来自现场的真实记录。
而无论哪一种报道模式，都面临着灾难报道必须回答的、最基本的三个问题———在灾难现场，我们站在哪里？我们如何聚焦？我们怎样表达？
我们站在哪里？灾难是残酷的，如何能全方位、客观真实地报道灾难现场，又不至于让民众受太多残酷景象的刺激；我们如何聚焦？如何做到既把镜头对准现场激动人心的搜救，又能把关切的目光投射到普通灾民的生活与情感点滴；我们如何表达？如何能妙笔生花、最大限度地打动人，却又要真实、客观，保持着与被报道对象的“安全”距离。
凡此种种，纠集了理智与情感的难题，总是令媒体难以平衡。
一直以来，对如何报道灾难新闻，各国对媒体均有一定的尺度要求，媒体自身也有社会责任意识。比如，不过分报道灾难中的血腥场面，在采访中不得干扰救灾工作的展开，在救人和报道发生冲突的时候，记者更多选择放下采访本和摄像机，做一个志愿者。
此次震灾报道，媒体基本上都遵循了上述的原则，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把镜头对准幸存者、救援队、志愿者，而回避了不忍卒睹的惨烈场景。这种选择和回避，不但是对遇难者的尊重，对生者的保护，也是对社会责任的坚守。
但灾难的残酷还不仅仅是这些，它还包括灾难面前人性的软弱、利益的冲突，包括恐惧、逃避，以及可能出现的渎职、腐败。因为这些非善因素的存在，使得灾难更为狰狞可怕。对于这些非血腥的残酷，我们是否应该选择回避？从情感上而言，人们需要爱的温暖驱走巨大灾难所带来的彻骨之寒，这也是为什么众多媒体不约而同选择报道救援者的英勇、被救者的坚强，而回避那些求生者的恐惧及救援不力的一个原因。甚至，有意回避一些灾难的反思。
但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对灾难报道，不同阶段、不同受众，有不同的信息需求。这就使得不同市场定位的媒体，必然对报道有不同的选择。灾难发生之时，受众关注的焦点在灾难性事件本身以及政府和社会的救助行为。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人们需要了解政府及社会救灾运作效率、追索灾难发生的根源、关注普通灾民的生活情感的恢复。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南方周末》全景式的灾难报道及其对校舍倒塌、慈善捐款等问题的关注，正是切合了部分受众的阅读需求。
激烈的争论折射社会
对新闻多元化的不适应
值得关注的是，网络上，人们对这场灾难的报道出现了理智与情感冲突的激烈争论。
在CCTV复兴论坛的“南方周末，摘下你的有色眼睛”主题讨论中，游客220.202.164.X说：“虚伪的《南方周末》，有抢劫或腐败现象你去举报，国家都设了举报电话，那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意义。其实，《南方周末》倒是很希望社会有阴暗面呢，而且越多越好，否则的话还怎么标新立异呢?”
123.2.130.X说:“《南方周末》就是西方反华势力的喉舌！非常时期，不能允许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煽动和污蔑！”
也有网友反驳，“为什么不能写呢？在灾区既有伟大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媒体不就应该给读者全面的视觉吗？为什么是有色眼镜呢，难道报道是错误的，还是他们说了瞎话了？如果媒体胡编乱造，那么当然应该谴责，如果没有，为什么不能写呢”！
浙江在线“中国新闻传播评论”论坛上，网友小牛说：“赞成《南方周末》的做法，新闻报道保证其客观真实性，全面地报道灾区是对受众负责任的表现。正面报道使人振奋，但过多则让人麻痹；负面报道让人惊醒，但过度则让人对社会产生失望感，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南方’在报道事件时，应考虑社会如何不断进步。”
激烈的争论折射的是社会对新闻多元化的不适应。
一直以来，我们已经适应了在灾难报道上的单一化、公式化。面对灾难，媒体千篇一律报道如何调动人力、物力抗灾救灾，全国人民如何万众一心，灾区群众如何不畏艰难与天灾抗争等等，把救援者及其救灾行动作为报道主体。至于具体的灾情和灾区群众，则被隐藏在这些报道背后，隐藏在抽象的数字之下。即使有报道，也多缺乏生动、真实的细节，缺乏感染力，无法让读者产生共鸣，更难表现灾难本身所负载的悲剧意义及其对社会的警示。
但是，在此次震灾报道的新闻开放之下，媒体灾难报道的采访权限和报道面均被放宽。一些人们以往不熟悉的报道角度、报道内容开始大量涌现。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相当多的媒体将震灾报道的焦点集中到灾难事件本身，集中到灾难的受害者，把灾情和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
许多媒体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出特刊，直击灾难现场———从救灾的应急速度，到众志成城、全国一心；从灾难之下，政府应急水平的提升，到国民概念和公民意识的改变；从废墟上绵延不断的苦痛，到一个个忙碌背影的坚韧；从坍塌校舍的无言控诉，到捐款箱的暗箱操作；涉及面之广、触角之深，令人惊叹。消息、通讯、特写、评论、网络博客、手机短信，媒体借助一切可能的信息传播方式，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的角度来传播灾难信息。
全景式报道成为许多媒体的追求，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在内，都意识到讴歌式的报道之外，受众对灾难现场细节信息的需求。而备受质疑的《南方周末》“汶川九歌”一期，也同样以主要篇幅报道了政府的效率、军队的投入、人间的大爱。
新闻开放，让受众对震灾事件的信息需求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一位曾经参与过唐山大地震报道的记者撰文说（浙江在线·中国新闻学传播评论），“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是关起大门，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是敞开大门”。
回顾起唐山地震的报道，这位记者感叹“片面性太大，教训太深”。“当时只允许报道军民‘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而不允许报道国内外人民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房屋倒塌、财产损失等灾情，有关这些方面的数字、画面和细节一律不得见报。当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第一篇关于地震的新华社通稿《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中，对灾情只有‘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死亡24.2万人的数字，迟迟到三年后经新华社记者的努力争取才发出去。为了不‘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斗争的‘大方向’，每天发布有关抗震消息的数量也受到严格限制。”
这恐怕是任何参与汶川大地震报道的年轻记者所不能想象的。汶川大地震信息发布如此公开、透明，媒体采访权限如此放开，前所未有为世人所公认。社会欢迎这样的开放，但包括媒体、受众及政府在内，却没有为这样的开放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有人指责，《南方周末》“把原本简单事情弄得复杂化了”。《南方周末》对废墟上哭喊和叫骂、痛苦和绝望、孤寂和封闭的客观记录，给人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阅读体验，这种体验，无论是对政府、对普通受众的内心情感与价值观念都是一种挑战。
新闻多样化需要媒体审视
自身社会价值定位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争论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中立观点，他们赞同《南方周末》的做法，但也认为，《南方周末》或许可以选择更好的报道时机，及更从容的表达方式，来传递他们的所见所闻，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想。
网友chyy58就表示：“（《南方周末》）客观报道的立场没有错，错在混淆了纯客观的概念。好的媒体在考虑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同时，也要考虑事实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做媒体的基本思考吧。国难当头，考虑人心凝聚力、考虑鼓舞士气，这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且不能以‘歌功颂德’之流不屑之。”
解读这位网友这段话的背后含义，也许可以理解为，新闻多元是新闻开放的必然结果。新闻多元化之下，新闻媒体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可以丢开它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离开现实普遍的价值观，而一味超前追求新闻价值。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对倒塌校舍的调查报道，惟独《南方周末》受到质疑；为何同样对普通灾民情感与生活的关注，《南方周末》的《汶川没有死去，汶川仍然活着》被指“心理阴暗”，而《中国青年报》的《回家》却能博得一致赞誉。
对生命逝去的痛惜尚未平息，对巨大灾难来袭的惊恐尚未平复，人们尚不能接受《南方周末》中性、客观、带有距离感的笔调及其背后冷峻的社会制度的思考。在《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一文中，《南方周末》如此评论———“固然，从技术着眼，此次救灾亦非尽善尽美，但即便不乏瑕疵，亦无损此次全民族抗灾的历史地位。它是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执政理念发展的顶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一个崭新起点。”《南方周末》的评论基调不可谓不高，但还是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媒体把自身吸引力建立在灾民的哀痛之上”。他们不仅不能接受灾难报道“不仅要报道好的，更主要是要监督”的新闻价值观，更无法容忍对一个已经成为弱者的灾难受害者群体的非议，哪怕这类表述客观真实并且悲天悯人，也被视为与传统文化相悖的不厚道。
《中国青年报》的《回家》显然是找到了一个更适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价值的角度。它所讲述的故事就是，离映秀镇大约25公里水磨镇的程林祥和妻子，在汶川大地震后，赶往映秀镇漩口中学，扒开废墟，找到了读高一的儿子程磊的遗体，翻山越岭，把儿子背回去，让他在家里最后过一夜。记者选择了一个适合的报道时机———抢险救人的紧迫时段已经过去，激动人心的生命抢救已告一段落。这个时候，人们需要的是那些对生命执着者的爱和眷念的故事来平复巨大的悲痛，在普通人的故事中感受灾难不是狰狞的废墟，不是无边的、绝望的黑夜。记者也选择一个更适合的角度，还原受难者曾经生活的场景，还原常人所熟悉的文化情境，同样平静、有距离的叙述，读者感受到的是平等的关注，而非高高在上的俯视；是记者对被报道者深深的敬意，而非人所诟病的、精英角色定位之下的悲悯。
一如有学者所言：“悲情之中不失理性、记录之外不放弃监督”，这是任何灾难报道所必需遵循的一个原则。并不是反对灾难报道的舆论监督，相反，这一类报道仅仅是初露小角，刚刚开始。但是，如何表达理性，如何有效监督，媒体恐怕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至于在新闻多元化时代，包括政府在内的广大受众如何选择与面对，这又是另一篇论文的题目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